下午到的成都,还没开始正式拍摄,已经感到疲惫,头脑里塞进了太多的东西.

下午和晚上,我和之前拍摄的所有学校的一些家长通电话,20多天过去,本以为他们可以看到问题解决的曙光,没想到,他们陷入了一个更深的困境之中。原先设定的关于学校质量鉴定的结果并没有公布，家长得到的只是一个更长的期限。家长们说，政府给每个家长发放了一份《四川日报》，里面公告的大意说，多次地震造成建筑质量无法鉴定，无法对相关人员追究责任。我还没有查证这份报纸上的公告，但是另一个消息却是得到了多重的验证——整个灾区开始了对于媒体的“封锁”，尤其是对于学校问题。

    原先被多方广泛赞许的媒体开放，现在已经不断的收缩。原先所谓的媒体自由其实不过是一个暂时的施舍，操之人手的的东西不叫自由。

    没有媒体监督，政府一度拖延解决学校问题期限，家长们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我们似乎仍生存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满怀戒备的强权脑中想的只是如何对付刁民。没有的独立的检查和司法机关介入，没有独立的学校质量鉴定小组，没有独立的媒体监督。政府的威信在一次次辩护和失信中失去。到处是质疑的声音和愤怒的情绪在发酵。

我不知道自己能够做些什么。我当然知道我即使拍摄到这些东西也无法在电视上播放，何况，现在我可能已经拍摄不到那些学校的画面。我能给家长的也只是一个空头的承诺。很无力，也很悲戚，甚至感觉自己有些可耻，但是，明天我仍然会去那些学校，用我们的镜头尽量记录下能够记录的东西。

傍晚到天府广场，这个城市的地标。这真是一座令人感觉悠闲的城市，8点整，喷泉喷起，音乐声中，那些欢乐的小孩在喷溅的水中玩闹，情侣们相拥而坐，一个老奶奶在给自己的小孙子照相。大家都说，成都真是个适合生活的地方。我的心却愈发地对这种悠闲产生了抵触甚至厌恶，当然，大家应该快乐的生活着，我想是我自己出了问题。

我沉浸在那些悲伤的气氛中，今天看三联一篇文章中的一句话：“这样的危险和不便，对我不过是路过，于当地人，则是生活的一部分，而这个差别有可能是我们在在后的悲悯和相助之外，难以真正了解他们困境和内心的最后一段距离。”我们只是一名匆匆的过客，我们表露我们的悲悯，但却无法抵达他们的内心。

这样的悲伤也许也算是一种默默地抵抗。我总是努力让自己能够更乐观些。确实，我也看到了很多民间力量，那些令人动容的援助。他们到乡村里给农户插秧、采摘木耳，他们在安置点打扫卫生，从海外回来教孩子们英语，正是这些点滴的力量让我的内心一次次的被冰冷的打击后能够重新温暖起来。

先作点滴的事情。或许也可以说这是一种妥协吧。突然想到那场“问题与主义之争”，现在的政治环境，我们所能做的也就是少谈些“主义”，多解决些问题罢了。好好地去记录，为历史保留这些珍贵的底片，捕捉一些碎片，这或许是我现在能够去做的事情。明天我要去采访聚源中学一位遇难学生的家长，我知道我要做些什么。今天傍晚给周老师打电话，他说，你们给他带些胃药和食品过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