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作为大都市，既蕴涵了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市井文化的历史积淀，又显露出改革开放后正在飞速发展的现代化建设的勃勃生机。

    在孙全美看来，北京大都市的生活简直是另一番天地：高耸入云的建筑物，鱼贯而行的汽车，鳞次栉比的商店，密密麻麻的人群，到处都是陌生的面孔，满街的北京口音……。这些情景与四川的家乡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令她瞠目结舌。

    与孙全美最要好的老乡是年龄与她相仿的女孩叫谭玉秀，她俩是同班同学，二人结伴相依为命。

    在街道办事处的介绍下，她们在西四附近的一个家庭做保姆，孙全美负责做饭，谭玉秀负责照看孩子，每人每月60元。

    一向能吃苦耐劳的川妹子，从来就不知道累，她们把家务活做得井井有条，很使主人满意。月底拿钱时，两个人都兴奋的不得了，孙全美把60元钱全部寄给了四川的父母。

    唯一使她俩感到美中不足的就是想家。北京的条件再好，总是异地他乡；主人再是通情达理，终归是寄人篱下。如果能像城里人那样有个固定的工作，哪怕当个工人或售货员什么的也好。

    这是一个星期日，天空阴沉沉的，风在不停地刮，它们将大地上干燥的尘土扬起来又撒下去，周而复始没完没了。

    孙全美和谭玉秀利用休息时间出来逛逛街，她们知道附近有个叫厂桥的地方，是个保姆市场，什么地方的人都有，何不去看看，说不定还能遇见老乡呢。

    厂桥的保姆市场是自发形成的，占地面积不大，而求雇的女孩子却不少。

正当她俩用搜索的目光扫向人群时，迎面走过来两个40岁开外的男人。

    “我叫陈墨，他叫张罗根，我们是江苏省东海县酒厂劳资科的。我们的工厂是国营企业，资金雄厚设备先进，有数千名工人。因为厂里经营不错，今年又要扩大规模，招收工人，不管是什么地方的人，只要能吃苦就行。每月150元，先试用3个月，合格的就转正。”自称是陈墨的人像连珠炮似的把话说完。

    “你们与我俩讲这些话做啥子用？”尽管孙全美没有完全领会这个男人所说的话，但她觉得送上门的好事不会这么便宜的，要留点神。

    “你俩一定是小保姆，一个月下来，吃苦受累不说，还要看人家的脸，几十块钱够干什么用的？”陈墨撇着个嘴，喷出含有烟焦油的口臭味，神情似乎不屑一顾。

    “你们工厂要女工吗？”谭玉秀有些动心了。

    “当然要女工呀，厂里有职工宿舍，将来结婚还分配住房呢，没跟你们说我们是国营大厂嘛。”

    “我俩能看看你们的证件吗？”孙全美认准了证件，她知道在工厂上班的人都有个小本本叫工作证，她自己的身份证就是把实际情况写得真真的。

    “这是介绍信，还有工作证、身份证。”那个叫张罗根的人从兜里掏出一大堆。

    孙全美和谭玉秀看了半天，介绍信上确实有红色的印章，就像她们在家乡看见过镇政府用的红色章印一样，只是名称不同，不会是假的。

150元是个不小的数目，顶自己当保姆两个半月钱，为什么不去试试。孙全美对谭玉秀耳语了几句，便说：“等我们回去安排一下，然后跟你们走。”

    四个人约定好时间和地点就分手了。陈墨看着两个小保姆远去的背影，得意地笑着，目光就像恶虎盯准了猎物，只差扑过去撕咬了。

    孙全美、谭玉秀与两个男人当天晚上乘火车到徐州，又转车到了江苏省东海县。他们在县城的旅馆住了4天。第5天，陈、张二人用三轮摩托车将她俩带到石梁河乡，谭玉秀被一帮当地人带走，说是“下车间”了。而孙全美被陈、张带到驼峰乡，说是第二天送她去“另一个车间”，晚上就住在乡里的一个旅店。

    旅店的房间破旧不堪，屋里没有灯，门也关不上。孙全美蜷缩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她感觉有一种莫名的恐怖正朝她袭来，后悔不该轻易的答应这两个男人跑到这个鬼地方来。想着想着迷迷糊糊刚入睡，就感到有人进了屋，一下子扑在她身上，在她还没明白怎么回事的时候，一张含有烟焦油口臭的嘴已经堵在她的嘴上，四肢被死死地顶住，浑身动弹不得。

    孙全美的意识模糊了，脑子里一片空白，最终，她还是明白自己被两个男人糟蹋了。

    《问讯笔录》中，孙全美在供述她当时的心理活动时说：“我又哭又闹，他们就把我捆上，用毛巾把我的嘴堵上，连夜用三轮车把我拉到田地里，四、五天之内把我转移到了好几个地方。陈墨、张罗根明确告诉我，已经把谭玉秀卖给人家了，如果我要反抗就把我杀了，现在是在野地里，杀了我也没人知道。第二天，他们准备卖我，把我带到一条公路上，我站住不走，哭天喊地。这时，田地里有干活的农民，公路上有来往的行人，谁也不理我，只是看热闹，他们谁也不站出来阻止或问个明白。我的心简直要碎了，我恨江苏省东海县的人，他们把我骗到这里，要把我卖了，又没有任何人帮助我，将来，我决饶不了东海县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