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篇文章的标题，至今难忘：出门时，别忘了带点儿零钱。


　　她的表情足够凄惨，她的眼神足够可怜，她的年龄足够老，她的头发足够白……一个乞丐所能做的一切她都做到了。但是她什么也没有得到。
　　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缺乏同情心吗？
　　我们过去的敌人是富人，富人被描述成社会的害虫，贫困的制造者，社会需要消灭的对象。在我们的电影、文学、日常生活中，富人是压迫者，他们缺乏人类应有的同情心，为了自己的私利可以肆意压榨穷人。最为关键的是，他们的形象和历史被概念化简单化了：他们是南霸天或者黄世仁，肥胖或者奸瘦，手执鞭子，戴着眼镜和算盘，弯腰虾背，对那些比他们更厉害的人露出谄媚巴结的笑。这就是标准的富人，他们的个人史不被追究，他们进入整个富人的历史之中，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群像出现的，而且是一个不能救赎的群体。一个单个的富人无法挣脱历史赋予他的为富不仁的形象。
　　这个时候，穷人是富人的对立面，不屈的反抗者。他们辛苦劳动，但是什么也得不到（杨白劳），一年辛辛苦苦的成果全交给了地主、资本家。穷人的历史这个时候被个人化了，他们的历史被艺术丰满了，他们的故事在重述中曲折、传奇、形象、生动，充满了独特的细节，富有感染人的力量。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富人成为叙述的中心。我们通过电影、文学（大量的报告文学）、媒体不断宣传致富光荣的观念，富人的历史通过一系列艺术手段被详细地描述出来，富人的历史成为个人化的叙述主体，他们的历史被复杂化了。穷人的历史则遭遇概念化简单化。那些穷人是因为他们没有尽力，因此他们活该贫穷。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一个人贫穷的原因也是各不相同的，但是，这样的故事已经没有讲述者和读者。穷人已经成了没有文化、没有知识、没有能力的代名词，穷人又被装入一个贫穷的历史群像之中，个人努力变成徒劳的挣扎。同时，穷人在市民传说中还被描述成骗子，他们的残废是假装的，他们家乡的水灾是骗人的，有好多乞丐早已经通过讨饭发家致富，他们家里电冰箱电视机什么都有。甚至，他们讨钱不要零钱。穷人就这样成为偏见的产物。谁会把钱轻易掏给一个乞丐？
　　他们成了社会的怪物，这成为拒绝施舍的借口。
　　越来越多的乞丐喜欢聚集在城市里，他们认为城市有更多的机会。实际上，一个乞丐在城市里之所以能讨到东西，只是一种数学上的概率机会，也就是说，城市里人多——“他们从牙缝里掏出的东西也够你吃半天了。”这和多数人的同情心没有关系。一个人向一个乞丐施舍，有时候是一种表明自己的两毛零钱在口袋里太让自己难受了。他甩出去两毛钱，换回来自己的同情心。
　　只要有一个乞丐存在，对于社会赞美的措辞就需要慎重；只要有一个乞丐跪在我们面前，我们的道德感就需要追问。这个人是整个社会的母亲，是考验整个人类的良心。她是化装的基督、转世的佛陀，有意跪在人来人往的闹市中，等待良知未泯的人到来。
　　　　　　　　　　　　　　（本刊2006年第3期“理论理论”栏目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