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大学新闻系老主任刘树田教授9月21日去逝了，享年83岁。刘老师年高德劭，在新闻教育界地位崇隆。他的成就和贡献，当然无须我多赞一辞。 不过，我从媒体到高校，刘老师是我的引路人，于我有深恩厚泽，今天是他去逝第七天，我草成这篇小文，寄托我对他的哀思和许多的愧疚。

（一）

前天有朋友传给我看一篇文章，似乎是兰州大学学生几年前采访刘老师后写的专访，文中有一个地方提到我：

 “王天定老师则硬是被刘老师从《甘肃日报》编辑岗位上拉来当了教书匠。没了津贴，没了加班费，王老师的工资直降一半还多……”

说我被刘老师从报社拉到兰大当教书匠，这当然是刘老师经常性开玩笑的说法，90年代初，的确是兰州大学比较窘迫的一段时光，但兰大毕竟是教育部直属重点高校，我作为报社里的一个小编辑，进兰大教书也不是特别容易，刘老师在我跟前从来不说，但是，他为此没少费心，这是可想而知的。

我到了兰大，最大的困难其实不是没了津贴，而是没了宿舍。那些年兰大像绝大多数高校一样，住房紧张到极点，很多副教授两家合住一个单元房，共用厨房和卫生间。我当时有些顾虑，刘老师要我放心，说我的宿舍问题由他解决。我报到后，办公室宋老师给我一把钥匙，说刘树田老师把系主任办公室腾出来让我当宿舍了。

那是一间不足10平米的小房子，两张办公桌间空余的地方，正好能摆得下一张行军床。于是，我就在这里安下家，住了将近3个年头。

这间办公室，是刘老师和当时的副系主任段京肃老师合用的，也就是说，我到兰州之后有差不多3年时间，这两位老师是没有办公室的……这在今天听来，像天方夜谭，其实，在当时的兰大，系主任把自己的办公室腾出来给年轻老师当宿舍，恐怕也是绝无仅有。

（二）

大约是1993年，当时在兰大新闻系任教的我的学姐李圆月要出国，刘老师就是从那一年开始，拉我补缺，给兰大新闻系本科生教新闻编辑课。那时候我还在报社总编室做夜班编辑，晚上上班，白天有大把的时间。

有一次，我上完课路过兰大本部时，顺便下车到刘老师家里坐坐。到他家门口时，正好遇见他送两个人出来，他给我介绍说，一位是哲学系的主任林立教授，一位是法律系的主任李功国教授。到屋里，他高兴地说，刚和这两位教授在家里开了个小会，准备一起合作，建设一些平台课程。这对新闻系的学生是很好的。

等我正式调到兰州大学时，我发现几位老先生合力推动的工作还在进行中，刘老师一直戏称拟议中成立的学院是个“独联体”，而共享课程的事情，已经开始落实。我记得大约是1996年吧，刘老师卸任系主任后，学校发文成立“社会发展学院”，应该就是哲学、新闻、法律三个系组成，刘树田老师出任社会发展学院院长。不过，后来最初热心推动此事的老人都逐渐退休，学校管理体制多有变动，这个“独联体”式的机构后来似乎无疾而终了，没有能够发挥太多的作用。

但兰大新闻系95级、96级、97级等很多同学毕业多年后，回顾在校时听过哲学系老师的《哲学原理》、《形式逻辑》等课程，受益良多。

刘老师一生致力于新闻教育的研究，他当年力推的这个“独联体”模式，应该有在新闻学专业培养中强化社会科学基础的考量吧。我后来读朱学勤先生《1998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一文，看朱学勤先生对“文人思维”的批判，我想到当年刘老师致力于推动新闻专业与哲学专业、法律专业的合作，我很佩服刘老师视野的开阔。

（三）

2003年秋天，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老院长、教育部新闻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何梓华教授约原武汉大学新闻系主任吴高福教授、兰州大学新闻系主任刘树田教授调研新闻教育，刘老师一直觉得我熟悉电脑，打字速度比较快，所以，拉我给他们三位老先生做秘书。

于是，我陪着三位老先生从兰州出发，经西安，到成都，深入多家媒体，听取媒体一线对高校新闻教育的意见。前后差不多半个多月时间。那时候没有高铁，从兰州到西安，从西安到成都，坐火车都有差不多10个小时的时间，好在那个时候，三个老先生虽然也都年近古稀，但身体都硬朗，晚上在火车软卧包厢里，听着三个老先生沉沉入睡，反倒是我这个年轻人睡不着。又是 16年过去了，何梓华老师去年冬天去逝，现在刘树田老师也走了，三位老人中，现在健在的只有吴高福老师一人了。

那次考察，三位老人在成都分手，何老师回北京、吴老师回长沙，我陪刘老师坐火车从成都回兰州，那一路人不多，软卧包厢里经常只有我们两个人，这可能是我认识他以来，我和他聊天时间最多的一次，我印象很深的是，他聊天中说，他当系主任时，复旦大学王中教授曾有意到兰州工作，如果他当时态度积极一些，或许就能促成王中老师加盟兰大，但他当时思想不太解放，有些其他方面的顾虑，后来事过境迁，就没有机会了。他一直说，王中老师加盟兰大，我们或许早拿上博士点。他时常提起的，还有兰大中文系的一位教授，他说那位教授人品学问都是一流，本人曾经提出过到新闻系工作，他也是因顾虑一些事情没能促成。其实，在我看来，王中老师来兰州工作，或许就是当时这么一个想法，成行的机率本身也不高，但刘老师晚年一直念叨这件事，还为此自责，我能体会到他对兰大新闻系师资建设的一种焦虑。那时候，他已经退休7年了，但兰大新闻系的发展，似乎仍是他心头最惦记的事。

我2005年离开兰州，此后与刘老师见面机会就变少了。前些年，我还一直在逢年过节时打电话问候他，但后来，我觉得对一个老人，接电话可能也是负担，我觉得不打扰就是尊敬，于是，电话打得也少了。去年王鹏拍摄纪录片去采访他，王鹏用微信打通了视频电话，让我和刘老师说了几句话，他还电话里开玩笑说，让我乘他还头脑清醒着赶紧来看他，再过些年我去了，他也认不出我来了。我视频中听他说话声音还很洪亮。今年夏天，我本来约王鹏一起去看他，但不巧那段时间他去了北京。原本想着寒假时再去看他的。现在我知道，我永远再没有机会去向他说一声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