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桂荣原本是河南省新乡市合河乡范岭村一个普通农村妇女，除务农外，还在城里做电池批发生意，后来因为从事废旧电池回收，成为闻名全国的环保人士，中国各大媒体以及包括美国的《洛杉矶时报》等在内的许多国外媒体都报道过她的事迹，她还因此当选“河南省十大新闻人物”，“中国环保新闻人物”，　“全国三八红旗手”成为“中国民间环保大使”等。并曾荣获2001年福特汽车环保奖、美国格雷特曼奖 。

    最近，因关注一些环保方面的问题，笔者集中读了一些国内媒体上介绍田桂荣事迹的报道，但笔者吃惊的发现，关于田桂荣的报道，在一些重要的细节上，存在许多差异：

    田桂荣是什么时候开始回收废旧电池的，媒体报道不尽一致，大多数报道说是1999年，但也有的报道则说1998年。

    那么，是什么促使她产生了回收废旧电池的念头，报道也不尽一致：

    一篇题为《农妇情牵大环保》[1]的报道中说：“这天，田桂荣在北京一家饭店吃饭时，被报纸上的一篇《废旧电池进网点》的文章吸引了。 ……田桂荣受到很大震动，只知卖电池的她，此时才知道废旧电池对人类还有危害。 田桂荣告诉家人：“以前卖电池不知道电池对环境有那么大危害，现在，我想回收废旧电池，无偿交给国家处理”

    而一篇题为《田桂荣：民间环保“花木兰” 》[2]中写道：“7月23日，田桂荣至今记得那是1998年北京最热的一天。她躲在钓鱼台附近的一个小宾馆里吹空调，无意中看到报刊上的一篇文章。文章标题叫《电池虽小污染大》，说的是一节一号电池烂在地里，能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使用价值；一节纽扣电池能污染6万升水。 

     简单的推算震撼了田桂荣：我一年要卖上百万节电池，如果埋到地里，那么将污染100万平方米的土地！这篇小文章像有魔法般地从此打开了田桂荣人生的另一页。”

《30吨废电池往哪儿搬》[3]的报道，则为我们提供了第三个版本：

    “1999年7月。……在麦当劳，她见到回收废旧电池的盒子，盒子旁有字：“电池中含有锌、铅、镉、汞、锰等重金属。据测试，一粒钮扣电池能污染60万升水；一节一号电池烂在地里，能使一平方米土地失去使用价值。若将废旧电池和生活垃圾一起填埋，其重金属物质会污染地下水，进而污染海洋生物、农作物，受害者即是我们人类自己。”田桂荣僵立一旁，呆看大人孩子手拿电池往里投放，叮咚入耳，声声砸心。她借了纸笔，把让她“很受刺激”的文字抄了下来。”

     细看上面几篇报道，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小故事，在不同的记者笔下，竟然是如此不同：

    田桂荣时而是被报纸的一篇文章触动，时而是因看到回收废旧电池的盒子的文字受刺激；

    田桂荣时而是餐馆里，时而是在宾馆里看到那份报纸，

    报纸的报道，时而叫《废旧电池进网点》，时而叫《电池虽小污染大》。

    出现这种问题，有一种可能，就是记者采访不深入，没有听清田桂荣讲的故事，写作的时候“合理想象”了一番。但这个故事并不复杂，怎么会出现这么多记者弄错事实的情况？

    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看到《新闻与写作》杂志上发表两位记者白有镇、贾红的一篇文章《把记者的社会责任转变为社会活动——从废旧电池回收创意的实践谈策划意识》[4]，看完这篇文章，笔者看到了另一种可能：这个故事，可能从根本上就是虚构的。

     这篇文章中，关于田桂荣回收废旧电池的起因，是这么说的：

     “1999年秋，我们（指文章作者白有镇、贾红）在《中国音年报》上偶尔看到一篇文章，介绍一位在中国任教的加拿大籍女教授，每年回国探亲时，都要将她在中国使用过的废旧电池带回加拿大.因为中国无法处理这些废旧电池，扔掉又会污染环境。记得我国在70年代末期.也实行过买新电池必须交回旧电池的规定。那么，现在为什么不能回收废旧电池呢7我们围绕这个选题。开始收集有关资料，进行专题策划。

     首先.我们到河南师范大学化学系找来了干电池资料，看完资料我们大吃一惊:原来废弃的电池能污染地下水、能使土地失去使用价值、能引起人体贫血、肾损伤、肝病变、睾丸萎缩等。并对神经系统造成危害，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每年消耗纽扣电池40万粒。到目前为止，中国尚未建立起干电池的回收处理渠道。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找到田桂荣.当她了解了我们的意图后.就提出疑问:如果回收的废旧电池堆积成山无法处理时该怎么办?我们认为，一旦到了那种地步，从新闻角度来讲会更具“卖点”，此举能加快国家环保部门对废旧电池处理的步伐，更能唤起人们的环境保护惫识。

    和田桂荣的想法取得一致后，我们又从环保部门找来许多相关资料。收集的资料越多.就越加坚定了我们要把这项策划进行到底的决心。”

    看完这段文章，如果文章内容属实，我们可以看出，媒体上讲述的田桂荣到北京旅游时偶尔看到报纸上介绍废旧电池危害，于是萌发回收废旧电池念头的故事，完全属于杜撰。一个小故事，在不同的媒体之所以细节各异、版本多样，原因就出在这里，杜撰的东西，讲的次数多了，肯定会有前后不一的情况。真实的情况是，记者自己从报纸上看到了废旧电池的危害，因此，想发起策划这么一个社会活动。于是，他们找到了做电池批发生意的田桂荣，借田桂荣来实现他们的策划。

     两位记者进一步讲：

    “在具体实施中，我们一是帮助田桂荣拟订了近30条标语口号，如‘废旧电池无害处理，环保点滴从我做起加入环保行动回收废旧电池’、‘以旧换新拯救地球’等内容。二是我们用绿条幅制作了1000面三角旗，写上回收废旧电池的地址以及电话，制作了200只透明的废旧电池回收箱和铁皮桶，发放给来商店批发电池的客户，印制了20000张倡议书，到市内各大中小学校发放，三是当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我们首先在《新乡日报》上以田桂荣个人名义刊登了题为《不要再糟蹋地球了》的倡议书。又请来新乡市电视台、新乡市有线电视台、新乡广播电台、新乡教育电视台等市内新闻单位对田桂荣进行采访报道。四是于6月5日国际环境日.我们编排了一些文艺节目进行了宣传.新乡市委书记、市长对田桂荣的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五是于7月15日.让田桂荣与河南师范大举环保协会的20余名间学一起进行为期10天的下乡巡回宣传.制作了展板、印制了传单30000份，在11个乡镇,26个村庄进行了宣传。约5000人接受了环保教育。舆沦宣传很快得到社会各界的响应。”

     如果把后来记者们关于田桂荣的报道和上述活动策划者关于这一媒介事件策划内幕的讲述对照一下，就不难发现这位农村妇女田桂荣的形象差别很大。

    从许多记者的报道中，这位农村妇女是自己看到报纸上有关废旧电池污染环境的报道后，“怀着一腔环保热情，不计利害”自发地从事废旧电池回收业务。

    但从活动策划者关于策划内幕的介绍中我们看到的是，这位叫田桂荣的农妇在这场活动中，自始至终是一个被动的角色，从制作标语和回收装置再到发宣言，都是记者们在背后操作，田桂荣无异于报社发起社会活动的一件普通道具。

    笔者觉得，从新闻专业伦理角度看，田桂荣成为环保大使的过程，存在两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记者的这种作法，是不是隐含着对这位农村妇女最大的不尊重？因为正如我们前面讲到的，从白有镇、贾红两位记者的讲述看，田桂荣只是他们落实新闻策划的一个道具而已。正如著名思想家康德所说的“你必须这样行为，把每一人当作目的并且绝不能把它只当作手段来对待。人类有意识的行为往往会产生许多无意识的后果，如果这位农村女士按记者的策划回收废旧电池过程中一旦出现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比如给田桂荣造成经济损失，比如影响田桂荣家庭关系等，这其中的责任又由谁来承担呢？

     二、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尽管这一策划活动记者的出发点是非常好的，它产生的社会效果也不错，但这种无种生有的制造新闻人物、媒介事件的作法，是不是从根本上违背了我们新闻工作的基本理念？田桂荣从一个普通农妇到环保人士的过程，是一系列典型的“媒介事件”。而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媒介事件’中真正起决定作用、推动事件发展的是媒介，如果没有媒介的介人，根本不会出现后来的发展和结局。行为主体的这种转移，使得事实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媒介有意安排的。作为报道主体同时又是事实行为主体的媒介，使该事件不再是过去时或进行时的‘发生’，而是计划内的‘发生’，新闻也不再是对新近发生或正在发生事实的报道，而可能成为一种节目单似的预告，对将来要发生事实的一种程序安排的通告。主体和时间的错位扭曲了事实，使之成为一种高级失实一一确有其事，实为失实。没有了事实，真实性无从谈起。自己制造自己报道，媒介又如何去保证报道的客观性?所有这些，违背了基本的新闻理念，是媒体的越位行为。”[5]这种行为，最终将导致信息环境的虚假化，越来越远离真实的客观环境，从而影响人们对环境的认知、态度和行动。

    需要强调的是，笔者这里讨论的，只是新闻工作者的专业规范，笔者对田桂荣女士后来为回收废旧电池及环保事业所作的努力充满了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