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这篇访谈录是接在我昨天写的《和廖昌永谈笑间》一起的，因为新浪博客每篇文章的字数限制，不得不另开一篇，让大家看起来有点不够爽。没办法只能这样了。

    这是我节选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著名主持人张越和廖昌永在节目中的访谈内容，该访谈全文《艺术人生·音乐传奇》已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我在此节选一部分，让大家可以更多地了解廖昌永。

第一乐章  “山里娃”的第一次蜕皮

    张越：有的时候，回忆使人陶醉，也会使人清醒。一个7岁的小孩当时是家里唯一的男性，在那种环境里会是一种什么感觉？

    廖昌永：作为一个学生我还是很顽皮的。那时候我的文体都还比较好，喜欢体育活动。现在你看我不是很高，但是我在我们学校还算是高个儿，田径项目和打篮球我都不错。

    张越：是觉得好玩才去练体育的，还是说已经开始有那种意识——就是说我得有一个专长，摆脱现在这个处境？

    廖昌永：初中的时候我还没什么想法，那时候就是玩。只是上了高中以后，我才想到自己毕了业怎么办，我去过“闺土”那样的日子呢，还是以后跳出“农门”，让自己的生活有个变化？有了一种想要改变自己生活的意识。所以那时候开始玩命地练体育，搞体育训练，梦想以后能做一个体育老师就不错了。

    张越：怎么就开始学唱歌了呢？

    廖昌永：一次学校里要搞文艺晚会，让我们班出一个节目，我们班没节目出，没人会唱歌，也没人会跳舞，我是文体委员，没办法，只好自告奋勇。大家都乐了，他们知道我篮球打得不错，羽毛球打得还好，怎么还会唱歌？他们不相信。我就上台唱了，唱的是《那就是我》，我们一个老师拉着小提琴，一个老师拉着二胡给我做伴奏，没想到竟然给班上抱了一个第一名。后来我们一个政治老师说，你嗓子挺好的，我给你介绍一个老师学唱歌怎么样？当时我跟我姐姐在一个学校里边，我姐姐是英语老师，她说好啊好啊！因为我们家里的几个孩子都喜欢唱歌，在姐姐她们心中也希望家里有一个人学音乐。后来，我就去跟四川歌舞剧院的周伟民老师学起了唱歌，也是断断续续的，因为他还要演出。大概过了一年的时间，后来就去考了音乐学院，考上了。

    张越：在被上海音乐学院录取之前，考过其他音乐学院吗？

    廖昌永：考大学的时候我填的第一志愿是上海音乐学院，第二志愿也是上海音乐学院，第三志愿还是上海音乐学院，就认死了。因为在这之前我还考过四川音乐学院和中央音乐学院，都落选了。上海音乐学院一直对音乐要求比较多一些，他们到四川来招生的老师说，这个孩子乐感很好，蛮会唱歌，就因为这个理由把我录取了。其实当时我的考分是录取生中的最后一名。

第二乐章 末位生的裂变

    张越：你这个赤脚走进音乐学院的“山里娃”，入学成绩站在末位的新生，你是如何走向成功的？

    廖昌永：不利的心理因素有时候都是自己加给自己的，其实周围的人并没有对你歧视。很多地方因为自己太自尊了，所以有可能别人一个无意的眼神你也会去想半天。虽然我从农村来，可是运气挺好。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在音乐学院这样的高等学府和音乐殿堂里，首先就遇到位好老师，他叫罗磊。我是他的第一个本科生，他对我特别好，我们同班同学说他待我完全像对自己儿子一样看待，下课带我吃饭去，冬天冷了给我拿件棉衣过来，上课本来45分钟，他则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地上。因为跟他有感情，所以成绩进步得很快。在第一学期结束的时候，我其实已是班上的第一名了。

    张越：搞艺术的能投在名师门下应该是很幸运的事。你成为周小燕老师的学生有没有特殊的机遇？

    廖昌永：说到周小燕老师，能拜在她的门下做她的学生，几乎是上海音乐学院所有学生梦寐以求的事。一天，我的专业老师说，我带你到周老师那儿去吧，我当时都不敢相信。因为我这个人就是特内向，即便看见我特崇拜的周老师，也不像很多人那样走到周老师面前，把心里想说的话说出来，我是看见会往后退的那种。我第一次看见周老师就是悄悄溜走的，所以专业老师那一次带我去周老师家里，我两腿直哆嗦，都不能控制自己了。那一天去唱的时候，唱得并不好，我平时唱得挺好的，结果那一天高音死活唱不上去。后来周老师说，“别急，慢慢地唱……你看你不是唱得挺好的吗？”她好像跟常人一样，亲切而慈祥。后来自己就慢慢放松下来，周老师视我如儿辈，那种感觉特好。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周老师看上了。开始去她那里上课时，恨不得一次就把周老师说的东西都牢牢地记在心里，烙在心里。可是后来发现这种效果并不是非常好，有时候你太在意那个东西反倒做不好。到周老师那儿，假如你觉得你是跟大师在一起，这种心态肯定会增加压力，再加上周老师的学生都是有一些名气的，不调整心态就会感到自己很幼稚、很自卑。再后来，心情就变过来了，我把到周老师家去当做跟亲人在一起，心情一放松，进步就特别明显。

第三乐章 爱情的道理说不清

    张越：封闭、内向的你变得快乐了，快乐的原因是自己的专业水平在提高、在进步。听说这时你也正得到爱情的滋润？

    廖昌永：以前，在我的想象当中我的女朋友应该是这样那样，就是从来没有想到我女朋友应该是现在这样的。因为自己的形象太糟糕，所以想象中女朋友的形象并不太高。结果等我们俩好上的时候，才发现她比我好，要好得多。首先，她的家庭背景就比我好，她爸爸是成都军区歌舞团的乐队队长，妈妈是四川省歌舞团的舞蹈演员，相比我们家要好得多。从业务上来说，她也应该比我好，她从小就练钢琴。无论从哪方面看，她都跟我想象当中的不一样。我们都是四川人，所以一起聊天，很觉得亲切。她喜欢听我们唱演唱会，基本上每次演唱会都来听，还觉得我唱得特好听。当时我还开玩笑，说你要是喜欢听，我以后经常唱给你听，心里没想过谈恋爱，因为自己觉得没那个条件。

    张越：听说她还悄悄给你寄钱，是吗？

    廖昌永：不知道她从哪儿得到的信息，知道廖昌永真苦啊。有一天，我收到一张汇款单，一看是上海寄的，但不知道是谁寄的，因为没有落款，只是写了几个字：多买点菜吃吧。之后每个月都有钱寄来，将近有半年的时间。我不知道是谁寄的，退回去也不是——退回去连地儿都找不着，用也不是——把这钱用了心里实在不安。直到后来我俩谈恋爱了，在她写字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字怎么那么熟呢！我就问她那钱是不是你寄的？那时候她才承认是她寄的。我当时真的很苦，别说时髦衣服，就是新衣服也没钱买，吃菜特省，还用盐粒拌过饭呢！感觉真像一个民工。后来到她家去了，她们家待我特好，她爸爸、妈妈没有因是农村里出来的，就瞧不起我，反而把我当做自己的儿子一样，给我买皮鞋、买衣服。我有胃病，还给我买补药调理。当时我真觉得心里温暖啊！特别受感动。她爸爸是个喜欢交朋友的人，在我们要返校的时候就托朋友说，帮我女儿和我女儿的男朋友订个机票。人家就笑了——你女儿找一个什么男朋友啊？怎么找一个农村的？女儿长那么漂亮还愁嫁不出去？他们特别不能理解。但是爸爸说，我们觉得这孩子挺好的，本性很好就行了，我们要把女儿托付给我们信得过的这么一个人。

    张越：听上去不像是一个男孩子在追女孩的过程，而是一个特别心胸开阔的女人一直在包容、照顾一个男孩子的过程。你们聊过吗？为什么她就一门心思地喜欢你？

    廖昌永：在大学里谈恋爱，也是因为心里一直感到很孤独，一直想需要有这么一个依靠的东西。我们俩在上海，其实感觉上也是相依为命。从我俩建立恋爱关系以后到目前为止，我们始终是相依为命的感觉。找这么一个依靠，可以跟自己分担一些痛苦，也分担一些快乐。跟她谈恋爱以后，不管是生活上还是专业上，都开始有转折了。在这之前，我想上一个大师课都上不了，我俩谈恋爱以后，就开始有了很多的机会。谈恋爱后好运一下都来了。爱情的力量真伟大呀！

第四乐章  爱心中的艺术，不爱艺术中的我

    张越：接连获得国际大奖，在别人看来廖昌永已经到达巅峰状态，就连大师多明戈也发出惊叹：这个人太可怕了，他的演出可以做到一点都不出错。

    廖昌永：一直以来，艺术在我心中是一块最纯洁的圣地，容不得半粒沙子在里边。然而在一次亚洲国际比赛中，这一信念受到了冲击。那次比赛，凭实力我是可以拿到一等奖的，结果只拿了二等奖，所以心里觉得很窝囊，是周老师给了我很好的开导。以后我对自己的定位就比较准确，特别是出去比赛，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能怎么样就怎么样。每一次出去之前，我太太总是讲，你别使自己负担太重，失败了咱们再站起来。其实我觉得自己还是比较顺的，一直都有人帮我。开始来到学校是有老师帮，后来谈了恋爱，女朋友家里一块帮。换老师换了更好的，投到名师门下了。我觉得我得到的东西太多了，一直挺满足的。

    张越：从那以后你就连续获奖了，包括三大国际名牌。你觉得哪一个奖的比赛过程是最艰难的？

    廖昌永：说到三大国际比赛的获奖，那种角逐确实比较艰难，因为这三个比赛都是国际A级比赛，世人瞩目。像英国那个比赛，中国在我之前连决赛都没进过。为什么说这三个比赛的难度比较大？因为评委的品位不一样，每个人对音乐的喜好都会有差别。在这个比赛里面，评委也许喜欢你这种风格；到了那个比赛，评委不喜欢你这种风格，你就不一定拿奖。所以三个奖我都觉得拿得很不容易。再说些和多明戈的缘分。其实在农村的时候，14岁的我在田间听到的第一首西洋歌曲就是多明戈唱的《我的太阳》。可以说他是我最崇拜的一个人。所以那一次多伦多的大赛，无论压力有多大，我都想去参加。参加这个大赛首先要参加一个入围的比赛，先把磁带送过去，说多明戈要听。据评委讲，有三千多个人参加入围的比赛，然后百里挑一，挑出四十人到日本去参加正式比赛。当时很多人对我不理解，说你现在已经有一个第一名了，这一辈子有个第一名已足够了，没有必要再参加这个比赛来证明你的实力。在这个比赛里面获奖了，那是锦上添花；没获奖就会丢面子。但是我还是想去看多明戈，哪怕就见他一面也值。现在给了我这机会，不去没有道理。另外，既然参加这个比赛之前我已经有了一个可以享受一辈子的荣誉，压力也小了，如果比不上就比不上吧，反正有这个荣誉在那呢！所以当时就去了。去了之后，才把自己吓了一跳，真有些后悔。我发现每个参加的人都可以得第一名，特可怕。后来又一想，所有的选手其实都一样紧张，谁能够控制得比较好一点，谁就能取得最后胜利。在我上台的时候，心里已经比较平静了，但是还是紧张，紧张得两腿都软了。唱完了以后，看看下面，觉得反映还可以。接着一个评委说，你就唱《理发师》吧。我一下子心就悬了起来，因为我听见多明戈说话了，多开心啊！唱完之后一出去，对面来了一个女的，看见我就跟我比划了一番。我也不知道她是谁。后来另一个中国选手对我说，她是谁你都不知道？她是多明戈太太啊！因为多明戈太太的鼓励，我的自信心一下子增强了，对以后的两轮比赛起到了推进的作用。

    张越：多明戈当时是否知道，在中国的农村，有这么一个光着脚的小男孩，是因他的歌声感召而爱上歌唱艺术的？

    廖昌永：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能力交代得那么清楚。

    张越：后来跟他讲了这段插曲？

    廖昌永：后来讲了，他开心得不得了。所以他后来到中国，到上海连续开了两次独唱演唱会，其实跟这个有关系。

    张越：我们事先问过一些你们这个专业领域的人以及专业外的人，谈到廖昌永的演唱，都很惊叹。我觉得这特可怕，三十出头就已经德高望重了，这以后怎么办啊？

    廖昌永：是有一些压力，但是我觉得这个压力是正面的。有了这些压力之后，我会拼命让自己做得更好。还有一个，我是唱西洋的东西，要让中国人来说好，我觉得相对比较容易一些。要让外国人说好，这是不容易的。歌剧圈子里的歧视，其实很厉害，比如说同样两个人在一起，一个亚洲人，一个欧洲人，两个人犯了同样一个错误，那么他们可能说欧洲人是不小心，对亚洲人就说是你不懂。现在是网络时代，世界变得很小了。如果对你有这么一个不好的批评在里面，那全世界都知道这个人不懂。所以这几年，我每年在国外差不多有两部歌剧的演出。每次出去觉得对自己都有很多的激励，因为从不同的指挥身上，不同的导演身上，不同的同事身上，你都能发现很多很新鲜的东西。我在美国国家大剧院的首演获得成功以后，《华盛顿邮报》对我的评价特别高。《华盛顿邮报》向来对亚洲艺术家批评得很厉害，对亚洲艺术家很苛刻。但那一次对我的评论说出了甜美的声音。我当时开心得不得了，就给朋友们打电话。可是有个朋友碰见我就跟我说：“注意一点啊！不要高兴啊！人家表扬你，是觉得你新鲜，你要是永远都能得到这样的评价，你才算是第一。”这一下就让我冷静了很多。我一直庆幸自己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朋友，不断地给你提醒。家里有老婆，外面有这样的朋友，我觉得真是幸运。记得我的启蒙老师周伟民当年曾经给我讲过的一句话，他说，要想做一个好的艺术家，你要爱你心中的艺术，不要去爱艺术中的我，要是爱上自我，那艺术就走到头了。他这句话，一直对我影响很大，到现在我都一直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