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楼的马戏团”，最正经的不正经

                                         文/孙孟晋

  “顶楼的马戏团”一晃有十年历史了，如果卡夫卡还活着也要130岁了，你难以想象陆晨当年读卡夫卡的小说时是怎么哭的。有据可查的是，他偷了卡夫卡的短篇小说的名字，不对，是他们几个。

这个城市的小知识分子和民工原本就是一伙的，当我在2002年和第一代的“顶楼的马戏团”成员坐在火车上，进军北京迷笛音乐节时，就是一副重叠的身份。

大都市的敏感者，如“顶马”无法说服自己这么多年世界究竟怎么了，他们一直玩世不恭地记录着城市的动荡，但他们无意制造宏大叙事。对于他们来说，一场场充满调侃的游戏总是在点拨着人们的欲望、茫然与失控，一切都是不可预料的，你也无从预测他们下一场演出会制造什么笑点乃至哭点，选择圣诞节做游戏，是“顶马”的惯用伎俩。

在变动的时代里，我们在丧失各种品质，“顶马”在这个问题上不正面讨伐，他们永远给人感觉自己在调戏自己，即使苦逼到写恨情歌，也不忘拿出卫生纸抹一下嘴巴。

“顶马”的音乐有时候像一道味道很杂的酸菜鱼，有时候又有点变味的沪上小吃味道，他们几乎不崇洋媚外，还经常故意假扮小混混状。他们是最高调的民工乐队，对着外地文艺青年唱别人听不懂的沪语朋克。仔细看过陆晨那张老不正经的脸，你隐隐约约会发现眼睛里其实晾着一块尿布，尿布的边上站着一位超龄裸露者。

这就是“顶马”，在天堂里唱“上海童年”，在垃圾场唱“想象”，他们要每天上班，要每天哄孩子和老婆，他们自称是小市民艺术家，却很光鲜的是这个城市的功勋摇滚代表。

在上海这样的城市里，搞10年摇滚，好比对着一个毫无魅力的干瘪的老女人无比忠诚，但男性搔首弄姿的代表——“顶马”做到了。他们会在圣诞节那天，给每一个来宾分发奖章，基本上会印上一张奇丑无比的老男人像，谁也不知道他是谁，江湖上总会有很多莫名的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