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日中午，我从上海乘机抵达青岛，参加某著名轿跑车品牌的试驾活动，“到这个心旷神怡的海滨城市体验XXXX的豪华与激情”。

下午两点四十分左右，我还在机场等人，便接到了同事从广州打过来的电话，说四川刚刚发生大地震，让我赶紧问一下老家云南的情况，“据说情况非常严重”。

电话的那头，父母此刻正在昆明市中心的广场上散步，完全不知道地震的事情。而几分钟过后，北京、上海的同事已经开始激动地讲述刚刚遭遇过的五分钟左右的恐慌。

慢慢地，“四川汶川遭遇7.8级地震”的消息通过广播、电视和WAP网站被确认，让接下来的豪华车试驾活动变得气氛诡异起来：投影仪前，该品牌的市场总监在煞有介事地讲述该品牌的“完美表现”，座位上的记者们却在通过手机WAP网站跟进最新的地震消息；车子行驶在崂山风景区、八大关风景区，一路景色宜人，风情万种，驾驶舱里的我们，却始终没有心情欣赏海天美景以及“由Bose音箱发出的天籁之音”，而是将收音机一直调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收听来自前线的各种零零碎碎的报道；就餐的地点选择在香格里拉酒店以及崂山上的海尔山庄，色香味俱全，但是饭桌上所讨论的话题，却全部都是地震，大家目不转睛地盯着餐桌旁的电视，丝毫不理会主人家各种有意无意地对于活动主题的“提醒”．．．．．．

整整两天的时间，记者们谈论的话题基本上都与此次活动的主题无关，负责承办此次活动的公关公司承认，这可能是他们组织过的“效果最差”的一次活动——同志们根本就没有“参与”活动。

当然，媒体团里也总有把灾难当成八卦来看待的人。他们很大声地与北京的、有着体面工作的同事们频频交流着关于那五分钟的各种细节，然后马上把各种细节转述给远在青岛、错失历史“机遇”的记者们，其语气之激昂、表情之兴奋、细节之完备，堪与奥运火炬传递报道相媲美。

这是我们常常遭遇的场景：我们的文化记者、时尚记者、娱乐记者们，动辄沉浸在自己所报道领域的无限美好中，对于底层、灾难等信息，用他们特有的“高度”来解读，立马变成文化的、时尚的、娱乐的话题，其“不与那些人一样”的幸福感溢于言表。

是的，当满目疮痍的画面充斥荧屏的时候，这些以时尚人士自居的人有足够的理由感到幸福：他们吃最好的饭、喝最好的酒、体验最好的车、享受最好的服务，对于他们而言，那些触不到的灾难只是一盘佐料，给他们“高端”的生活增添一点别样的味道——更重要的是，这些生活场景，未必不为灾区人民所无比憧憬。

而对于群体性的行动，比如高喊“中国万岁”、“四川雄起”，对着镜头捐钱、排着队等献血、边唱国歌边淌眼泪等，他们自然可以站在精英的高度，斥之为 “盲从”，而把自己的冷静或者冷淡归结为“理性”。

不可否认，在天灾和人祸面前，媒体能“预报”人祸已算是功德圆满，对于天灾，则是完全无力了，尤其是对于时尚、娱乐、生活媒体而言，更没有人要求他们破坏杂志定位进行赤裸裸的社会性报道，此类媒体的记者编辑们，自可以置国殇民瘼于不顾，躲在自己的媒体定位里安享自己的小幸福。

不过，与这种置身世外的幸福相比，作为媒体同仁，我更羡慕那些站在一线，与灾难共进退、与民众共甘苦的记者们的幸福，他们是历史的一部分，他们的生命因饱尝了人世的酸甜苦辣而丰富多彩，因而更懂得什么是幸福。

5月19日，国务院规定的第一个全国哀悼日，受灾最为严重的北川中学部分恢复上课。接受记者采访的一个幸存的高三学生说，自己以前的志愿是当作家，但在地震发生后，他把目标设在了“土木工程”——如果教学楼的质量能再好一些，也许他的同学、朋友们会有更大的生还机会。

还有一个同学将志愿从作家改成了“教师”：在灾难发生的时候，我们的老师陪伴我们到最后，把我们当成亲生子女一样看待，我希望自己将来也能做一名老师，为家乡多培养一些人才。

从灾难中懂得了生命对于自己的意义，不可谓不是一件幸福之事。

反观我们的媒体人士，真可谓百无一用是书生——在和平年代，我们以社会的灯塔自居，一旦真有个天灾人祸，便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灯塔的踪影——除了充当啦啦队员，我们基本上一无是处。

更别说以草根、苦难为假想敌人的时尚媒体了，他们善于制造一副歌舞升平的景象，并用一个漂亮的盒子，将广告商的虚荣心装进去。他们与骗子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打扮得非常光鲜，让广告商乐于将其视为盟友。而大多数的骗子，却连一件像样的衣服也买不起，以至被人拒之门外。

认识了自己，才能保持谦卑，免得一个不留神，便生出很多莫名其妙的优越感来．．．．．．在此诚挚地希望：对于民生问题的关注，不应该只是民生记者的事情；对于苦难的敬畏、对于高尚的敬仰，不应该只是“普通民众”的事情；对于三十年不遇之大灾难，应该是所有中国人的事。

谚语说：要警惕那些接吻时不闭眼睛的男人，我们也要警惕那些灾难来临的时候还在讨论奢侈品的人，尤其当讨论本身已经不属于工作的时候。（文/杨学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