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又至，屈原复生。在大多数的节日都变成了胡吃海喝、纵情淫乐的借口之后，屈原的形象也成昔日的“爱国志士”变成了一个个的包皮粽子。

且慢，其实屈原并非什么忧国怀乡的爱国志士，而是众所皆知的同性恋者，1944年9月，著名古典文学专家孙次舟教授在《中央日报》发表文章《屈原是文学弄臣的发疑》，指出了屈原的同性恋者身份，在当时文坛引起 一片哗然，并遭到多人围攻。孙次舟又撰文《屈原讨论的最后申辩》，坚持自己的观点。作家朱自清同情孙次舟的观点，并请出著名诗人、楚辞专家闻一多教授主持公道。闻一多次年在《中原》杂志发表《屈原问题》，肯定了孙次舟对屈原的发疑是楚辞研究的重大发现：“孙次舟以屈原为弄臣，是完全正确地指出了一桩历史事实……”闻一多进一步阐明了此说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意义：在科举尚未施行的战国时代，文学家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和生存条件，他们只有依附于当时的国君与贵族才能生存，即成为“文学弄臣”。当时各国间战事频繁，“忠君”远非时尚，“朝侍楚君，暮为秦僚”并不会招致非难，即使象提出“忠”与“孝”的孔子本人也频繁地周游列国，并不因不能专事鲁君而自愧。再说战国时代盛行崇尚男风，人们并不以此为惭，所以屈原在诗歌中自称“美人”，对自己的仪表多有夸耀，在诗句中对同性爱情作大胆表白，并不出奇。

也就是说，屈原沉江并非因为报国无门，而是因为宫廷失宠，他像一个被抛弃的恋人，情到绝望处，所以才想到了一死了之，其情也真，其志也坚！

要说明的一点是，韩国的江陵端午祭与屈原毫无关系，他们的祭祀仪式主要来自神话传说，所祭祀的神灵是“大关岭山神”、洞（村落）城隍，被神化的人物有十二位之多，如金庾信、国师城隍“梵日国师”、大关岭国师女城隍郑家女等。因此，中韩两国的端午不是同一个意义，中国人大可不必觉得自己被抢走了什么。

那么，中国的端午可以被用来做什么呢？当然是做同性恋节！

中国社会对同性恋现象至今使用特殊眼光，甚至至今称呼同性恋为“同性恋患者”，唯独对屈原显示出了莫大的包容，虽然被点名身份数十年，但一点也不影响屈原在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中的崇高地位，如此这般的宽容心，恐怕数十年间不会再有第二个人能享此殊荣。就冲着这一点，同性恋群体应该倡议国家设立同性恋节，以感激社会大众的如此宽容，感谢祖国和人民每逢佳节就赛龙舟、吃粽子，以实际行动纪念屈原同志。

对，端午应该是同性恋人群的感恩节。

其实这个想法并非本人首倡，早在1999年6月初，香港的同性恋人士就曾要求将端午节改为“同性恋节”，电视台还组织了一批专家、观众一起讨论，结果当然是没有结果。不过让大众知道这一事实，效果似乎已经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