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是一个编辑

 

    和其他诸位记者并列在一起，我显得有些不伦不类，就像无法把一个考古学者和一个好莱坞明星做比较，我这个“只谈风月”的时尚杂志记者似乎和诸位“尽谈国事”的记者没什么共同语言。
    时尚杂志的记者不是跑新闻的记者，那我们是跑什么的记者？
    首先可以明确的一点是，时尚杂志永远只是一个小众媒体，只为特定阶层服务，因此，在如火如荼的报刊行业里，时尚杂志不免有些寂寞，只适合沉得下、耐得住的人玩。因此你会发现，女性在时尚杂志里占据了半壁以上的河山，而男性——尤其是满怀救世冲动的男性——大抵会选择去繁忙、疲倦却刺激的报纸。讲究雕琢的时尚杂志总是自觉远离社会运动的中心，没心没肺地讨论一些跟大多数人无关的话题。
    很“不幸”的是，我是一个男人，而且喜欢八卦一些政治、历史问题，但我却在一本时尚杂志里。伊拉克战争打得淅沥哗啦，美国总统大选如火如荼，南亚海啸丧心病狂，禽流感弥漫家乡……所有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可能正坐在某个时尚品牌的发布会现场，或站在某个高尔夫球赛的Tee台旁，或者是在网上，看一个香港学者跟某著名经济学家互相撕扯着嘴皮……
     “你们坐在高高的骨灰旁边，听家属讲那悲惨的事情”，我则坐在高高的游艇上面，听某富翁讲他如何把一台几百万的悍马从美国运回国内——即便我心里很清楚各自的任务不同，但远离历史的处境还是会让我忍不住怀疑起杂志的无聊。
    不幸中的万幸是，《名牌》从诞生伊始就没有放弃过对世界大事的关注，只不过我们穿了一件时尚的马甲。我们自诩为“杂志界的凤凰卫视”，对两岸三地及整个华语文化圈的报道深度，让很多专业政经媒体都望尘莫及：
    《名牌》第一次的大型选题是由我和同事胡海卿操作的，题目是《京城富人档案》。这个话题我们完全不了解，因为我们的生活圈子离这个阶层何止十万八千里，而此前的媒体报道，也基本停留在刘姥姥进大观园的心态。为此，我和胡海卿不耻上问，广泛联系了北京的四大富人俱乐部，并在房产、饮食等领域找到了多位专家，来分析北京富人生活方式的变革以及发生这个变革的社会原因。
    一个颇有意味的细节是，我和胡海卿在北京颠簸了近10天，白天尽出入“衣冠不整，恕不接待”的高档场所，晚上回到宾馆后却是用方便面充饥，感觉白天的采访不过是卖火柴的小女孩做了一场黄梁大梦。这一度被传为笑柄，但在我看来却是好事一桩——离先富人群远一点，才不至于搞错自己钱包的厚度，才不至于充当物质享受的宣言书，宣传队和播种机。
    不谄媚富贵，不流于表面，不单纯展示。这三个“不原则”从此在编辑部形成了规则，使《名牌》的物质生活类报道从一开始就和已有的时尚杂志形成了鲜明的区隔。在往后的物质类选题里，从没有记者胆敢拿个媒体通稿就就来要版面。
    2004年春天，澳门开放赌博业，何老大鸿燊先生一统天下的局面首次被打破。我再次和胡海卿合作，带着十二般的热情奔上了澳门这块“热土”。在短短几天时间里，我们遍访了澳门赌业链条上的所有环节，做成《赌城巨变》的大型报道。在澳门理工学院做博采研究的教授说，我们报道的很多内容，即便是像他们这样的专业人士也并不是很清楚——他肯定不清楚，因为他不能去赌博，而我们去了。
    2005年7月1日，香港回归八周年，《名牌》意识到对于香港前途的讨论将会掀起新一轮热潮，因此，我和广州总部的几位同事深入香港，以“香港再起之谜”为主题，采访了包括大律师、区议员、全国政协委员、大学校长、文化名人等阶层的人士，全面剖析了香港保持强劲发展势头的原动力。这一报道被香港贸易发展局慧眼相中，被买走做了他们宣传香港的活教材。
    2005年10月，太空将有两件大事，一是中国的神舟六号上天，二是全球第三位私人太空游客上天。对于一本时尚杂志而言，相关部门是不耐烦给我们提供采访方便的，而我们也很难在铺天盖地的报道中杀出一条血路。因此，我和胡海卿三度合作，选取了一个操作难度一样大、但却相对轻松的角度——太空旅游。庆幸的是，我们基本上采访到了这条新鲜生意链上的各界大佬，让《名牌》在火热的神六事件中获得了特殊的关注。
    ……
    杂志的编辑都应该是有思想、富洞见、有情趣、不落俗的人，职业要求远远高过记者，因此，我把自己说成一个编辑，一方面是提醒自己更上层楼，另一方面就是臭美。

 

（注：此文发表于《南方新闻研究》，是本人为“南方报业传媒集团2005风云记者”评选所作的职业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