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比邓小平早四年“提”出市场经济概念——
在黑土地上快乐的成长……
——见证改革30年东北老工业基地衰落与复苏
巴俊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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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就是改革开放30年纪念日，想起来这30年正是我生命最重要的30年，我的青春正是伴随共和国从迷惘中走向变革与腾飞的脚步度过的，回想我与共和国的长子——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衰落到复苏的亲身经历的往事，自然是感慨万千，有千言万语要说说。这篇《在黑土地上快乐的正成长》文章是市政协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文集中的一篇，市政协组织向我约的稿，作为省（市）委、省（市）政府的经济决策咨询专家，希望我把我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提出“东北现象”以来，我在为老工业基地振兴进行决策咨询，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的研究特别是受到省委、政府重视采纳的亲力亲为的事件记录下来。文章早已交上去了，现在正在出版中。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我特地到有关部门档案室把当年相关的原始文件拍下来，并把这篇文章贴上来（略有调整），和大家一起纪念这个伟大的日子。
——作者题记
我是个穷孩子，50年代末出生在东北著名的老工业基地城市，历史上被称为“煤都”的抚顺市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出生不久，就赶上了“三年自然灾害”的特殊时期，而父亲一个有些刚直的建国前的干部，因对当时一些偏激的战略思想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而被打成了右派。也许那时年轻的共和国刚刚走过来十年的历程，不论是政治、经济、社会都还很稚嫩，所以才发生了许许多多叫人至今想起来也无法理解的事情。伴随着共和国经历的风风雨雨，我这个贫苦工人家庭出生的普通穷孩子，在经历了许许多多艰辛和苦难的岁月后，在心灵深处留下诸多难以磨灭的印记、情结和疑虑，也从一个工人棚户区的顽劣童孩跌跌撞撞的走出来，慢慢的成长起来，在那些难以忘却的记忆中，我拾过煤渣、搽过皮鞋，卖过冰果，……我常常被饿的几乎要昏厥，为了活命我甚至去偷水果吃，我经历的文革的动荡，在那个“玉米面肚子，的确良裤子”的岁月里，我做过力工、机械工人、刑警、文艺创作员，大提琴演奏员，在那个不堪回眸的时代，度过了我的童年和青年，1978年高考制度恢复后考入大学，毕业后辗转飘洋过海深造。人生好像一个抛物线，当我走过了人生最充满激情的时期后，似乎某种精神的呼唤，不知不觉地回到了东北这块黑土地上，
从此，我的一切情感和智慧深深的交织在家乡的土地，伴随着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兴衰我或激愤，或忧思，或苦想，或奋然，而在我所有的精神层面的积淀中，最深切的也将是最永恒的东西那就是我对家乡这块黑土地眷顾的情结。
我常常说在我生命中我最感谢的就是那位老人，一个大胆的在南海边圈圈点点的，开创了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没有他就不可能有中国今天的辉煌，也不可能有今天的我。从1978年到2008年，这三十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实现腾飞的三十年也使我生命中最充满理想和激情的三十年，是人生最重要的三十年，就在这三十年中我从一个少年轻狂文学青年逐渐成长为一个对国家和家乡建设有用的社会经济学者，而这一切都紧紧地联系着一个关键词：家乡——老工业基地复兴。
（一）求索：我比邓小平早四年提出中国实行市场经济的理念
80年代中叶，那时的我已经渐渐得淡去了自身早年的苦难经历留下的忧郁的诗怀，我知道家乡的建设，共和国的腾飞最需要的不仅仅是激情的诗者，更需要理智的思考，需要更多的思想者，敢于探求的先驱。开始扎扎实实的在大学执教，深入地思考和研究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在禁锢许久后的初春我不再是那个愤然的诗者，那个人伴随历史的进步已经“死了”，而一个思想者却在苦苦思考中渐渐得挺起身来。
想当初我还是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
1986年一篇三万余字《中国现代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突破性的刍议》文章出笼了，那是第一次敢在计划经济的高度政治化背景下提出了“市场经济”的范畴，当年我参加了学校组办的学术征文活动，可这篇七易其稿耗去我无数心血的文章却名落孙山。几天后主管意识形态校党委女副书记把我叫到办公室：
“巴老师，我们现在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可你这个现代市场机制是什么意思？这可是严肃的政治问题啊…….”我一身冷汗，经历了文革许多文字狱的我，清楚的知道这“严肃的政治”背后意味着什么？我想起了刚正不阿的父亲被打成右派，报国无门一生郁郁不得志，我想起了70年代中叶的我作为文学青年因文学创作作为“毒草”的作者之一被下放到甘孜藏族自治州“学习”的可怕岁月……
“那是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学术性的提法，一个意思啊”，我灵机一动搪塞道。
“噢……”她若有所思的接着说“你很年轻，路子还很长，不仅学术上努力，政治上也要进步啊”。
当时我无疑是很抵触、反感，今天回过来想，我丝毫不挑剔那位书记，因为那是一个时代，是一个个人无法逾越的时代的障碍，反而我要感谢她，她使我懂得了怎样保护自己。
86年完成3万余字初稿
在当时数年中我给全国数家媒体投稿，都没人敢用，因为文中出现了敏感的字眼：中国现代市场经济。图为我给某总编写的投稿信
而我真正要感谢的是另一位书记，一位令人敬重的我们党的老一代高级干部，时任省委书记的全树仁同志。记得我当时托我儿时的玩伴，树仁书记的二儿子将这篇稿子呈给他。过后我忐忑不安，生怕出现什么想不到的后果，那可是一个大省的省委书记啊。过一段时间，我却意外的应邀到省政府大院树仁书记的寓所去见书记，在守卫森严一个独楼前，我走进了树仁书记的家，给我的印象只是四个字：素雅，简朴。我忐忑不安的坐在客厅里，一会儿树仁书记走出来热情地招呼，还亲自为我到了一杯水。
“文章我看了，很大胆，有观点……我还在慢慢学习呢。”没有具体的指示，但从他那慈祥、谦和和善良又认真的神情中，我读到了一种肯定，一种鞭策，一种力量，一种希望。
事过许多年，我的一位在新华社辽宁分社工作的好友不经意间告诉了我，你当年那篇稿子几经周折已转到了新华社内参，就是我处理的稿件，这已是后话。
辽宁分社工作的好友不经意间告诉了我，你当年那篇稿子几经周折已转到了新华社内参，就是我处理的稿件
就是在这种无言的鼓舞下，我认真的修改了这篇稿子，参加了市里举办的有关市场建设的理论研讨会，此文获得三等奖；后又参加了省里的研讨会，结果此文获二等奖；再后来我参加了国家级的一个研讨会，此文意外获得了一等奖；最不可思议的是在一个在京召开的国际性论坛上，我以这篇文章的观点为核心作了发言，居然获得特别奖。也正是这篇稿子虽然多次参加研讨，却没有一家学术杂志敢发表，只因为我的文章触及了一个敏感有重大的范畴：市场经济！而那个时候就连老一辈经济学术界的大师们也都无可奈何的回避这个词汇，而我当时仅仅是个名不见经传的讲师，也应了一句老话：“初生牛犊不怕虎”。
从86年10月初稿完成我足足比邓小平南巡谈话早了四年提出了中国实施市场经济概念
几年后的1990年，邓小平南巡谈话发表后，邓小平首次喊出了市场经济这个概念，这时多家媒体纷纷加上编者按发表了我几年前的这篇文章，有的媒体还给我加上“较早提出并系统研究我国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学者”的帽子
几年后的1990年，邓小平南巡谈话发表后，邓小平首次喊出了市场经济这个概念，我国开始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时多家媒体纷纷加上编者按发表了我几年前的这篇文章，有的媒体还给我加上“较早提出并系统研究我国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学者”的帽子，而我却想到的却是那个慈祥、和善又理智严谨的全树仁同志，想起我党老一辈的领导，也正是他们在特殊的历史进程中一步步的带领我们走出混沌，走向明天。
（二）迷惘：“东北现象”一个困扰我18年的学术课题
如果说我能对辽宁老工业基地的理论研究作了一点贡献的话，我还是不能忘记全树仁同志。也就是偶然一篇文章使我开始了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的十几年的学术生涯。
90年代初，在中央区域性政策倾斜战略的影响下，东南沿海迅速腾飞，国际开放度越来越高，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呈现大幅度的升级，由“重重轻轻”转向了“重轻轻重”。当时国家采取的双轨制体制，计划与市场并行。就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一年吉林、黑龙江、辽宁三省国民生产总值在全国分别倒数二、四、五，特别是像辽宁这样的工业大省一直以来都与上海、北京并驾齐驱，现在却沦落为“辽老五”的窘迫地境，一时间舆论哗然，辽宁怎么了？辽宁为什么？辽宁向何处去？人声鼎沸。这一现象也深深地引起了省委的关注和思考，省委、政府都在苦苦的研究思考，辽宁滑到谷底了么？东北重化工业是中国的鲁尔？而在不断的苦思中人们渐渐的从经济运行层面开始触及深刻理论思考。
一个人总是要有梦想的，可梦想毕竟是梦想，现实的无奈常常会打破你的梦想让你痛心不已，我平生一个最大的梦想就是改变家乡的面貌。有人说“小人怀土常戚戚”
，我就是这种有怀土情结的人，所以我放弃了留居海外的机会，放弃了在深圳、香港的工作条件，回到了东北黑土地，这中间除了我是为照顾父母亲外，一个更深的情怀就是对这块热土的眷顾。面对家乡昔日的辉煌已退色，在体制交替、结构转换中，大批的企业倒闭，无数的职工下岗，而我这个学经济学的“经济学家”就是其中一员，叫我怎去面对我的家乡父老！？
经过深入调研、思考《东北现象——辽宁经济问题、症结及对策的战略思考》出笼了，指出了辽宁经济滑落的四方面深层原因和四大对策，这篇文章首次在深层的理论层面提出了“东北现象”这一改革开放过程中东北区域经济涉及体制、机制和结构性深层探索。文章定稿后，我第一时间转呈给了全树仁同志，因为就在那篇文章中我大胆的就国家区域性政策倾斜战略给东北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提出了批评，并跳出当时辽宁经济所局限生产经营层面，针对东北区域经济实际对于改革开放以来触及的深层区域经济发展问题进行了尝试性的研究探索，在当时来讲除了教科书上的空泛理论外，如此有针对性地，大胆触及国家宏观经济战略配置进行批判现实主义的扬弃性思考，还是不多见的。因此，内心里还是有许许多多的担心。
“学术界曾有过多次关于“搞好国有企业”的讨论，可到头来，却都以“眼睛向内、挖掘潜力”这样一个空泛的行政口号而作结。其实，这怎么能是一个“眼睛向内”就能解决的问题呢？就拿计划比重来说吧，90年代初，全国平均指令性计划比重仅为19%，而深圳等沿海地区尚不足4.5%以上，而老工业基地辽宁却在45%以上，鞍山竟高过90%。我国石油工业基地大庆也占89%之多。这部分生产任务确有大账可算：一方面是产成品平价调出，另一方面却是原材料议价购进。1990年辽宁省仅此一项就多支出30亿元。可是，国家当年给予辽宁的老工业基地改造资金却仅为几个亿，还不足这个差价的1/6，这又谈何挖掘潜力？与此同时，政府职能行为转换不到位，搞活无方，搞死有术，“七个爹八个婆”，叫国有企业无所适从。此外，国家发展战略、产业结构调整趋势等对老重化工业基地的负面影响，更使国有企业不如以往。“诸候经济”已使政策重心移向“老乡”、“老外”和“老板”……”这些话语至今看起来还是有些心跳。
可就在一天我刚刚下课，系里的田主任把我叫到了办公室，交给了我一个通知书：只见上面写道：省委全树仁书记请你在ｘ月ｘ日到省委常委会议室参加振兴辽宁经济有关会议。省委书记请一位大学的普通老师去参加省委的重要会议，这在当时我的学校里立即成了爆炸式的新闻，也得到了学校的高度重视，学校党委书记立即找我谈话，并安排车辆等等。
系主任把我叫到了办公室，交给了我一个通知书：省委书记邀请你去开会
第一次参加了这么高层的会议，平素里只有在电视中看到的省委书记、常委、政府省长和副省长等高级领导们，竟然和我坐在一个会议桌上，我的位置摆在中间的位置上，我的面前一个红牌上工工整整地写着我的名字：巴俊宇。而我的正对面的红牌上写着：全树仁！还有许许多多领导。与他们不同的是我的桌牌前还多了一个麦克风（那时的条件很有限）。这是我一生第一次被尊敬的写上桌牌，可却是在中共辽宁省委常委会议上，这叫我永生难忘。直到今天我已经习惯了出席各种会议，不论多高级的会议，还是普通的会议，每当我看见我眼前写着我名字的桌牌时，我都不自觉地想到十几年前省委常委会议上那个简朴的写着我的名字红色桌牌，由此我内心里就会升起一种激动，产生一种责任，感到一种庄严，我发起言来就产生一种激情，就会消除一些顾忌，就会文思泉涌，滔滔不绝，甚至口无遮拦。当然我所有的冲动并不是我不“成熟”，而是有一种不可遏止的东西在灵魂里涌动、呼喊，而所有这一切仍然紧紧地联系着一个关键词：家乡——老工业基地复兴。
该文章原稿和省委常委会议上的发言提纲原件
不知道哪里来的力量，我在树仁同志的主持下打开了话匣子：“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伴随世界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发展，我国东北地区正在受到一个世界范围的“经济圈流”的影响。世界产业结构调整沿着发达国家一新兴工业国一发展中国家沿海开放城市一发展中国家内陆地区的轨迹，不断地进行剩余资本和低级产业的淘汰过程。与此同时，是人才资源和初级产品的倒流过程。就此意义而言，我国东南沿海近年来发展较快的轻型加工业，实际上是从东南亚工业国间接地接受了发达国家的剩余资本和低级淘汰产业，并在东北和广大内陆地区廉价劳动力、原材料和消费市场的支持下，渐渐地形成内部结构不尽合理、趣同严重、对外依赖性强、科技含量低、国际市场竞争力弱的劳动密集和加工装备密集型产业。这种产业和产品不断地转移到内陆及东北地区，取代和冲击着传统工业，以至于使辽宁的重化工业日趋衰落(巴俊宇，1996)。这是我在90年代初，研究并提出的“东北现象”、世界“经济圈流”等理论思想体系中的核心表述。”
“在经济全球化加快发展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今天，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必须顺应全球化的规律，打破原有的划地为牢、各自为政的狭隘观念，建立全球化的思维方式。在“东北现象”及世界产业结构高级化（软化）的背景和趋势下，东北产业结构将处在世界产业结构淘汰、转移的“经济圈流”的末端，其低级化产业的老工业基地的衰落已成定势。东北老工业基地必须从参与国际分工协作的国际化着眼，蜕变成一个与世界产业结构相衔接、互补性强而较高级化产业结构的新工业群落。这是东北重化工业基地实现振兴的唯一出路和前提性思路：在现在工业优势基础上，着眼于长期战略发展高科技、大流通、多功能、新产业、软科学产业。保障“吃饭产业”，扶持“战略产业”，实现产业结构优化的跨世纪跳跃。”
而掌声是自然的，所不同的不是来自普通的报告会或我的学生们，而是来至于具有极强的改造社会能力的我们省委、政府的高级官员们，那是一种亲切、心悦诚服的流露。
那一天的会议纪要省委发了文件，我看到了列举了许许多多重要的人员外，还特别写上了一句：“沈阳财经学院经济学讲师巴俊宇也参加了会议”，也就是从那以后我才似懂飞懂理解了许多会议文件上所已有许多“也”的真正含义，我知道那绝不简简单单是单纯的“其次”“另外”意思，其中还有“特别”的内涵。
不久省委咨询办于主任请我到省委办公室对我说：你的文章省委书记亲自批阅要在省委内参《咨询文摘》全文发表。又过不久省委、省政府三届决策咨询委员会换届大会，我荣幸的成为了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的咨询专家，再后来《辽宁经济向何处去？》《东北现象引起的思考》《振兴老工业基地的战略思考》《多个角度看东北现象》等一系列成果相继出笼，也就是从那时起，不仅确立了我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领域的学术地位和理论基础，由此我也深切地认识到一个学者是躲在书斋里孤芳自赏，还是投身社会实践参与地方经济发展与建设，这是做一个无用的书生和有用的学者的试金石，作为一个经济理论工作者我的研究方向似乎依然定型了。而我的学术生涯由此也就伴随着共和国改革开放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步伐开始迈出实实在在的一步步。
文章省委书记亲自批阅要在省委内参《咨询文摘》全文发表
“也”不简简单单是单纯的“其次”“另外”意思，其中还有“特别”的内涵
而这一切我都不会忘记那些为了共和国改革发展和老工业基地振兴一代代的领导，专家和实际工作者，忘不了为了这些鞠躬尽瘁的受人敬重的老领导全树仁同志，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的一切。作为省人大代表我就在今年省十三届人大会议开幕式上看见了在工作人员搀扶下一个老人蹒跚的走上主席台，这就是原省委书记全树仁同志，远远的望去，看到他苍老的病容，他没能坚持开幕式结束不得退席了，我内心里一种无一言表的酸楚涌上来，其实他那步履蹒跚的一步步步正是我们的家乡辽宁老工业基地从困惑到深思，从迷惘到奋然，从低迷向崛起的真实写照么？
（三）思路：东北振兴敢问路在何方？
从辽宁经济滑落走出来深入思考老工业基地的振兴，这不仅使我学术研究的轨迹，其实它是伴随人们在为家乡腾飞和复兴苦苦思索的脉络而同步的。
如何实现老工业基地的复兴，这是我们一茬茬人共同思考的问题，面对改革开放的滚滚洪流，如何解决困扰辽宁经济的体制机制和结构性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当务之急的思想认识和理论思考问题，而如果说在共和国建国初期我们曾进行了一次创业拥有了辉煌，那么面对今天的改革与开放，是迎头赶上还是怨天尤人？我们正面临一场新的、不能回避的“二次创业”。１９９３年一篇万余字的文章《敢问路在何方？——辽宁二次创业的若干理论界定与思考》一文出笼了。记得首次在一次在沈召开国际性研讨会上上发表，既可引起了与会的热评和重视。但是我断断没想到又是一篇文章又掀起一个风波。这篇文章被现省政府副秘书长周立元同志推荐给了时任辽宁省省长的岳岐峰同志，岳省长看了以后十分激动，作了重要的批示：“沈阳财经学院副教授巴俊宇同志这篇文章写得很好，给人以启发，会把辽宁的事情办好，请作为省政府参阅文件下发各地，并组织学习讨论......”遂即省政府参字1993（27）号文件加上按语和岳省长批示内容全文下发，虽然在发文件时办公厅把组织学习讨论的字样作了删节，但这个文件确确实实引起了人们对辽宁经济如何在新的形势下如何腾飞开展
“二次创业”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思考，而一场轰轰烈烈的辽宁二次创业的热潮也由此掀起来。而省委、省政府“二次创业专家咨询团”也正式成立，我也被邀请位成员之一。
《敢问路在何方？——辽宁二次创业的若干理论界定与思考》省政府参阅文件全文下发
《敢问路在何方？——辽宁二次创业的若干理论界定与思考》
1994年正值省委八大召开之际，也是辽宁经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了写好主题报告，省委组织一些专家组成若干组深入思考辽宁经济发展的深层问题，为省委“八大”提供决策依据，作为决策咨询委员参加了这项工作，那一年我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针对新形势下辽宁经济的实际撰写了《东北重化工业振兴及其国际化发展的战略思考》这篇文章首发在由ＰＥＣＣ ＵＥＤＰ等国际组织组办“迈向２１世纪的中国与亚太合作”国际学术研讨会，并由辽宁日报，辽宁经济日报，《企业管理》等多家报刊全文发表。时任省委书记的顾金池同志批阅了该文“一些观点可以吸纳在省委八大报告中”，自此我提出的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的五大战略，被省委八大采纳，成为“四大战略”。此外《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战略思考》《辽宁步入市场经济的新思考》《谈中部城市群经济》《关于我省结构调整的若干建议》《辩证看辽宁》《抓紧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以超常的理念与实践跨入新世纪——辽宁经济发展战略策划的构想》《用科学发展观构筑东北振兴的发展战略框架》《发挥沈阳中心城市自主创新作用切实整合区域科技资源》《走出社会经济运行的误区》《中国宏观经济发展梯度与改革开放走势的启示》等一系列文章和专著相继问世，其中有许多得到了各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的批阅，有的还作为各种党委、政府文件下发。
也正是在这些党政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下，我们一些学者为自己的家乡建设作了一些思考，作了应做的工作，而这一切除了连接我那个家乡——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深深情结外，其实和我们领导同志礼贤下士，尊重知识，尊重科学，提倡决策科学化民族化的作风和精神十分不开的。
（四）务实：黑土地上崛起中国第四增长极
党的十五大召开前夕，在京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我敏感的捕捉到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国家开始重视国有企业的发展与深化改革。果然回沈不久我接到了省委宣传部的通知：要我作为总策划、总导演、总撰稿带领报社记者、电视台摄制人员、职业作家组成一个调研创作摄制组，拍摄一个反映辽宁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发展的大型政论、纪录片——《超越》。为什么选择我？按已故的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张立安同志的话说，既懂经济、又懂艺术、文字功夫好，还有组织能力，这个人任务领衔非巴教授莫属。立安部长是个令人敬重的人，在他的直接领导下我欣然领命，带领一干人马从荒凉章古台沙漠千里防护林到盘锦辽河畔一望无垠的红茧草，从朝阳红山文化、玉猪龙到沈阳的太阳鸟，从大冷集团到沈变集团，从凌钢到鞍钢，从造船到采矿我们一路从自然，从人文，从工矿，从社区一路搜寻，试图从这些沧桑、大气的国有大型企业的兴衰中寻觅某种精神，这种精神启示就是作为共和国长子的我国重化工业沉淀下来的某种文化营养，我知道这才是支撑东北振兴的深层精神支柱。
就是那一年我结识了陈政高同志，记得我们一行调研组成员入住大连华日酒店，说晚上由市政府领导宴请，可是谁却不知道。晚宴上那位领导来了，有人介绍说这是大连市副市长陈政高同志。我一愣，居然是他，我可没想到。这个以工作务实，善于改革创新的人正是我们这次到大连首选要采访的人，我们知道这次任务完成如何很大程度取决于大连之行。
果然非同寻常，政高同志看上去没什么特别的，可一旦讲起话来却是滔滔不绝，津津有味，有种说不清的磁性，会把你牢牢地吸引住。政高从国企改革到城市建设，从社会事业到人文精神，一网下去点到面到，深入浅出似乎什么问题都解开了，我忽然有种奇怪的闪念，他做市长这么出色，做教授一定也会非常出色。
我说他会作出色的教授不是因为他的口才，而是因为他的思想，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不是束之高阁的空泛理论，而是来自实践的真知灼见。那一天他讲了国企改革的“剥洋葱”理论，诙谐、质朴的谈吐中折射出他的务实和哲思。我突然想到一个做大事情的人一定是如此思考的人，果然一切都在必然中被实证着，政高调到沈阳作了市长，到沈阳工作了七年，生生地把一个处在困惑和尴尬中的城市建设的有模有样。这一点就连我这个一向喜欢挑毛病的人都心悦诚服的佩服。也正是在一代代不甘落后，在困境中坚忍不拔的辽宁的领导、干部和群众的身上我们好像终于找到了我们在大漠里，荒滩上，林海里，大海中，工矿中所寻觅的那种支撑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某种精神和文化营养。
那一天我们都喝了一些酒，显得很兴奋，我们谈了很久，这些往事包括当时侃谈的话题内容如今我还清楚地记得。经年后政高到沈阳担任了市长，经常到政协来通报情况，由于工作的原因不变更近距离接触和打搅，但每每远远的他都向我投来会心的微笑和点头意会，那一年政高来政协通报情况金城主席安排我第一个发言，我讲完了看见他俯在金城主席的耳边耳语几句，后来金城主席说政高听了我的发言后说政协委员发言的水平就是高，我很释怀，我知道有些东西是不易忘却的，因为那是一个时代的见证。就在2008年春辽宁省十三届人大会议上，在沈阳团的晚宴中有人向政高省长介绍我，政高笑着说，还用你介绍？在沈阳有谁不认识巴教授？我们一同大笑起来......
2008年在辽宁省十一届人大会上与陈政高省长
如果说９０年代初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思路是如何找出经济下滑的原因实现经济良性运行，那么９０年代中叶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思路开始思考、探索深层理论原因，在体制、机制及结构调整中寻求出路，如果说９０年代末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思路开始紧紧抓住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关键问题，在产权制度改革和推进市场化进程和与国际对接实施外向型战略的话，那么进入２１世纪，随着客观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特别是中央关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实施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思路开始引入城市经济理念。而这些思路的转变一方面是客观形势在不断变化，更重要的是人们对经济发展深层问题的不断深化。而我的研究思路也正是随着这些变化不断与时俱进的。
区域性政策倾斜战略始终是制导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建國以来，中国宏观区域政策经过了“从属于国防安全目标下的区域政策”“
经济建设布局由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推进转而由中西部地区向东部沿海地区推进。”“利用沿海地区现有基础，充分发挥其特长，带动内地经济发展，实施向沿海地区倾斜的发展政策。”“
确立了现阶段中国地区间协调发展的目标模式，实施有利于缓解地区差距扩大趋势的政策”四个阶段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
显然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地区产业的复兴。在东部提速，中部崛起，西部开发，东北振兴的新格局中，都是发展的概念，唯有“东北振兴”是调整的概念，如何实现新形势理清对东北区域经济发展新思路，这既是决策界亟需解决的认识问题，也是我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的新阶段，而我新的研究成果的事实正需要新一代行政领导的认可、理解、支持和采纳。我提出了振兴老工业基地应实现从单纯技术改造向经济结构转变；从产出增长为中心向就业增长为中心；从发挥主导产业优势向集群竞争优势转变；从只重视产业振兴向完善城市功能转变；从国有存量改革向非国有经济增量发展转变；从政府促导向多元市场主体转变等八大转变。
在这段时期里作为沈阳市政协几届的老常委，市委政府的决策咨询专家我不断地把重心下移，不断从宏观转向中观。通过不同的方式宣传自己的研究成果。而对于政协工作格外重视的陈政高市长，到后来在书记的岗位上经常到政协征求意见，除了履行政协职能外，也成了我实现决策咨询工作另一种方式和途径，许多观点都得到了市委、政府领导的重视。
2003年在中央振兴老工业基地战略确立后，我发起并组办东北社会科学界振兴老工业基地高峰专家论坛，得到了新一代党政领导们重视和支持，在这次论坛中我首次提出了东北成为第四增长极，以沈阳为核心的东部城市群为基础，组建第五直辖市（沈阳经济区）的大胆设想。凡此得到了新一代党政决策界重视和关注，除了来自吉林、黑龙江的专家代表外，辽宁省百余名社科界专家学者参加会议，１００多位省、市各部委办局的主要领导亲临会场，这次论坛在新形势下理清振兴老工业基地新思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所有会议资料都由政府研究部门搜集，许多观点都渗透在政府的决策研究中。不久后沈阳市提出了沈阳经济区的大胆构想，伴随沈阳东、南、西、北的城市发展战略格局，东部城市群研究、沈抚同城化的提出，一个崭新的老工业基地区域发展模式和格局渐成雏形。
我深深的懂得，在中国区域经济的实践中从来没有纯粹的经济学，而交织着政治权宜之韬晦，民族区域之兼顾，利益集团之平衡等多重因素，所以抛开理论面问题，政策面或操作面当务之急是如何实现以沈阳为核心的东北东部城市群的作用，在政策资源，行政资源，管理资源，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等发面真正实现理性共享，求得东北区域的共赢与振兴。
尾 声 希望：东北老工业基地正在复苏
公元2008.1.21代省长陈政高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庄严的宣称2007年，我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1022亿元，比2002年翻一番。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1082亿元，是2002年的2.7倍，实现地区生产总值超万亿、地方财政收入超千亿。2007年主要经济指标增速首次全面超过东部平均水平，实现历史性的跨越，辽宁人民期盼已久的愿望实现了！这是时代的声音，这是无数辽宁人期盼已久的声音，这是一个蕴含了许多人辛酸苦辣后凝成的声音，这是无数心血凝聚成的声音......
辽宁经济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出现体制机制和结构性矛盾，使之长期处在低迷和徘徊之中，当年我首次提出“东北现象”的概念，剖析辽宁的深层矛盾，也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衰落和未来深深担忧。长期以来正当东南沿海毫无负担快速腾飞时，我们却为由于历史遗留的体制机制和结构性矛盾苦苦挣扎。下岗职工，国企改革，环境污染，结构失衡……作为地方经济决策的咨询专家，我真不敢想象5年后，10年后，15年后的辽宁，不敢设想我们何时走出困境？而今天，这一切正标志着辽宁经济体制机制和结构性的矛盾开始从根本上有了转变，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高的，新的起点上，沈阳经济区建设、辽宁沿海发达带建设如火如荼，胡锦涛主席最近来辽调研视察，标志着辽宁近海经济带振兴战略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东北振兴的通明曙色正在悄悄的露出一道晨曦！我这个多年以来一直为辽宁经济苦苦寻求的经济学者，怎么不感慨呢。
人生如梦，转眼间我也已是天命之年，想当初我投身老工业基地振兴研究得初期，我还是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这多年来风风雨雨，是是非非今天看来一切都似乎无所谓了，而凭借我多年的研究和参政议政、决策咨询工作，我更深悟这样的道理：政治家讲求存在，理论家苛求合理，然而为存在而存在不能存在，唯理而理恰恰非理，人类社会进步的禅机正在与政治家与理论家的联袂，存在于合理的对接！联想到这么多年我坚持以地区经经济建设实践需要进行实践理性的研究思考，可能在书院派的学术圈中会有见仁见智的不同看法，但我却坚信一个学者真正要把自己的才智运用在自己家乡建设中才会有更大的意义。为此我可能失去一些，可能有一些委屈，但我无愧无悔，我知道我的家乡需要我这样做。
在改革开放３０年的纪念日子里，我似乎有千般感受，万宗思考，但我最想说的就是我无愧无悔的伴随共和国着风雨改革３０年一路坚强的走过来，作了一个热爱自己家乡的学者所应该、所能做到的一切。而更叫我感到充实的是我亲身经历并深切的见证了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沉沦与复兴的过程。未来的路还很长，让我们用自己的生命和热血去爱自己的家乡，为它的美好未来再添一砖加一瓦吧。
2008年12月13日在中国（沈阳）和平国际创新论坛上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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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2-17 12: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