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老家有一条河，自北向南流过集市。河水既宽又深，在过去的千百年里始终是两岸往来最大的障碍。直到清道光二十三年，即公元1843年，当地居民集资修筑了一座深灰色的三孔石拱桥，终于使局面得到明显改观。而且，它和当时的高官杨芳有着密切联系。

    和同时代的许多官员一样，杨芳的人生经历可谓丰富。他出生在贵州松桃的一个贫寒家庭，年少时曾经参加科举考试，却由于顶撞监考官被逐出考场，一气之下投笔从戎。从1795年到1797年，他参与镇压湘黔苗民起义和川楚白莲教起义，因为表现突出受到清廷重用，从此平步青云，先后在西南、西北、华南、中南等诸多地区任职，并平定了新疆的张格尔叛乱。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以后，时任湖南提督的杨芳率兵开赴广州。战争以清朝失败告终，杨芳也受到了主和派的排挤，只好返回湖南任所。

    1843年，杨芳已经七十三岁，被道光帝准予致仕还乡，途中经过刚修筑好的石拱桥。居民们对杨芳的威名早有耳闻，纷纷请他为新桥命名。杨芳回想起自己五十七年的戎马生涯，难以抑制强烈的自豪感。尤其是新疆平叛，使他被赐封为三等果勇侯、太子太保，如同东汉的班超万里封侯。于是，杨芳欣然写下《万里桥记》，其中有一句不无自负的话：“非余自负，更有望步余后而起者也。”

    从此，这座石拱桥被叫做“万里桥”。桥西端有一座引桥，刻有《万里桥记》的石碑就被树立在引桥旁。引桥旁趴着一只用白石雕刻成的石狮，在河对岸还有相同的一只。它们不像常见的石狮一样威风凛凛，反而显得小巧可爱。它们是前人安放的镇河兽，相传可以防止水灾，还能使桥完好如初。

    诚然，跨越三个世纪之后，万里桥依然是交通要道，每天都有人和车辆从桥上经过。但这并不是石狮的功劳，而主要应该归功于精妙的设计和完善的施工。当年筑桥时，工匠们为了使它尽可能地稳固，决定把桥墩的柱脚打得特别深。然而河床深处是淤积的泥沙，难以承受桥的重量，于是工匠们想出一个绝妙的办法：先在河床铺上严丝合缝的石板，然后再用石块堆砌桥墩。桥墩横截面呈三角形，这样可以使河水分流，不会对桥墩造成非常严重的冲击。开工时正值秋天，河水已经开始变冷，可是工匠们没有丝毫懈怠。当时没有挖掘机、卡车、起重机等大型机械，也没有钢筋和混凝土，工匠们却最终筑起了这座牢固的桥。

    除此之外，居民们的爱护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在1981年5月23日，县政府宣布万里桥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在人们心目中的份量更重了。1995年，距离集资建桥一百五十二年，又一场集资开始：在征得政府同意的情况下，居民们像祖先一样慷慨解囊，为万里桥添加水泥栏杆。栏杆的形状和色泽都与桥身浑然一体，如果不仔细观察，根本看不出是当代人的作品。水泥栏杆让桥面变得更加安全，也因此传为一段新的佳话。修葺完成后，有人突然想到：当年建桥，广为人知的名字只有一个杨芳；这一次集资修葺，为什么不给普通人青史留名的机会？于是请来一位专门制作碑文的能工巧匠，打造了几块崭新的石碑。其中一块碑文记录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其余刻下了每一位集资者的姓名和集资金额，正如碑文的最后一句：“树碑留名于后。”

    光阴荏苒，现在距离1995年的修葺又过去了十七年。修葺后树立的石碑、《万里桥记》碑和隔河相望的石狮仍然坚守在原地，看着清澈的河水从眼前慢慢流过。万里桥的建造者和命名者早已成为历史；集资者有的也已经不在人世，但他们不会被遗忘。万里封侯固然激动人心，质朴的奉献更值得尊敬。万里桥仍然在连接两岸，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座古老的石拱桥必定还能继续焕发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