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系列之三

仁义道德是人性的枷锁
——庄子论仁义道德对人的异化

    庄子与孔子都谈到“仁”，但庄子所说的“至仁”与儒家所说的“仁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孔子说“仁者爱人”，指的是在社会伦常的基础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爱，是作为社会纲常、道德规范而存在的，仁义成为社会评价的一条标准。例如，孔子说：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第三）


    “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论语·里仁第四）


    “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第四）


    “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第十二）


    “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论语·里仁第四）


    “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阳货十七）


    “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第十三）


    在儒家看来，仁就是一把尺度，评判人的忠奸好坏的标准是仁，当官选仕的凭据是仁，选择邻里朋友条件也是仁，甚至人的一举一动都依靠仁的标准来判定是非对错。
    庄子对仁的认识与儒家有两点截然不同的地方，一是庄子反对儒家提倡的外在的仁义纲常，认为仁只是一种内在修养；二是庄子把仁看成是万物之间的相互依存和融合，不但人与人之间不能相互倾轧，人与禽兽、草木之间也应该平等相待，人类应该“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因此，他主张“至仁无亲”。
    从自然主义出发，庄子洞察到了儒家仁学给社会带来的流弊，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仁义道德不但没有给人的心灵带来净化与宁静，反使天下诡伪丛生，奸诈当道。儒家的仁义道德对人的异化表现有三：
    一、仁义道德成为禁锢心灵的赘疣，使人丧失心灵的自由。儒家主张“克己复礼”，提倡“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男女授受不亲”，“三年无改父道”，“母在，不远游”，设置了种类繁多的道德律条和禁忌，让人完全屈服于纲常的约束之下，没有丝毫的自由。庄子认为人应该生活在一种绝对自然的状态中，他借用野鸡与人作对比，野鸡“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自由自在地生活在旷野之中才算是野鸡的本真，如果把它关在鸡笼中（畜乎樊中），剥夺了它活动的自由，野鸡就完全丧失了自己的生活。由此，他反问：人为什么要自己给自己制造这么多的牢笼呢？
    庄子认为，人生的最高境界是顺应自然，自适其心，而儒家仁义道德的最大特色就是让人无法自适其心，让人的生活别扭、憋气、捉襟见肘，让人只能为道德纲常而不是为自己而生存。汤商灭亡后，作为汤商皇族的伯夷、叔齐躲到了首阳山，发誓不食周粟，饿死山上，被儒家尊为仁义的典范。庄子却在《大宗师》中，批评伯夷、叔齐的所谓仁义之举是“役人之役，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用现代白话文翻译过来，就是伯夷、叔齐被道德纲常所奴役，为适应世人的评价而生活，不是为适应自己生存的需要而生活，结果做了道德纲常的陪葬品。在庄子看来，为了一个虚幻的道义，放弃自己的生命，不止是迂腐，更是对生命的践踏。造成这样的悲剧，根源在于从尧舜以至孔子所推崇的仁义道德已经变成僵化的教条。

    庄子由此对儒家众多圣贤展开了猛烈的抨击：
    “自虞氏招仁义以挠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是非以仁义易其性与？”（《骈拇》）


    “昔者黄帝始以仁义撄人之心，尧、舜于是乎股无胈(bá)，胫无毛，以养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为仁义，矜其血气以规法度。然犹有不胜也。尧于是放讙兜于崇山，投三苗于三峗，流共工于幽都，此不胜天下也。”（《胠箧》）


    在《骈拇》中，庄子把仁义道德比喻成骈生的拇指（拇指与食指连在一起）、枝生的小指（小指上多生出来的第六根指头），都是无用累赘。他说，“骈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于德；附赘县疣出乎形哉，而侈于性；多方乎仁义而用之者，列于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枝于仁者，翟德塞性，以收名声，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骈拇、枝指只是带来运动不便，而骈于德，枝于仁，其后果就是人性的异化了。
    由此进一步引申，儒家的仁义道德不但不能完善人性，反而是扼杀人性的刽子手。他在一则寓言中说，一次，意而子（假托的人名）见许由，许由问：“尧教给你一些什么东西呀？”意而子回答说：“尧教导我要躬服仁义而明言是非。”许由曰：“那你到我这里来干什么呢？尧已经用仁义给你施行了黥刑，用儒家的是非观为你施行了劓刑了（尧既以黥汝以仁义，而劓汝以是非矣），你已经被儒家的仁义道德套上了沉重的枷锁，又怎么能够遨游广阔无垠的自由之境呢？”对仁义道德有着这么深刻的认识，在当时代恐怕只有庄子一个人而已。（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