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帜鲜明地支持易中天、于丹

文/鞠晨曦

    我们经常会碰到这样一群人：他们自己什么事情都干不了，却老爱挑干事人的刺；他们对自己的无能视而不见，对别人却永远用“十全十美”的标准评头论足；他们不曾为社会担当一丝责任，却摆出一副对社会负责的面孔任意训斥那些对社会有所担待的人；他们打出忧国忧民的旗号反对别人误导民众，骨子里其实是嫉妒别人走红赚钱……这些人的嘴脸在近来对易中天和于丹的围剿中完全显露出来。
    在易中天品读三国之前，一般中国人都把《三国演义》这部文言小说和《三国志》这部历史著作视为畏途，很少有人去翻阅；哪怕当日本人把《三国演义》奉为商业必读书目，提炼出“三国商经”，令中国人恍然大悟的时候，也很少有人认真地去翻阅这本演义。直到易中天以一种非常通俗的方式品读三国之后，才使千千万万中国人多多少少了解到一些三国的人和事，才使中国人第一次津津有味地品味到三国的乐趣。但是，马上就有人跳出来说，易中天是“学术超男”，是“乌鸦”，要他闭嘴。
    在于丹讲解《论语心得》、《庄子心得》之前，虽然一些貌似大师的人一会儿说要读经，一会儿说要发扬国学，一会儿说要继承传统，但我们身边真正有兴趣、有信心、有能力捧起《论语》《庄子》来读的人寥寥无几。直到于丹的“心得”在央视开张之后，很多中国人才重新领悟到先贤的箴言，见识到哲人的智慧，才有大量的人到书店购买这些曾经被遗忘的典籍。但是，又有人跳出来，说于丹是“学术超女”说“孔子很生气，庄子很着急”，扬言要“将反对于丹之流进行到底”，并要求于丹从央视下课，向观众道歉。
    那么，我要问问，这些人为什么要如丧考妣地反对易中天、于丹呢？
    是因为于丹们“极度无知，传播错误的、甚至有害的思想”吗？我听过易中天、于丹的节目，“极度无知”无疑是彻头彻尾的污蔑。我不能说易中天、于丹是研究《三国》、《论语》、《庄子》最为深刻、广泛学者，但是，作为一个解读者，他们的水平是绰绰有余的，他们对所品读的作品的了解超过大部分教《大学语文》的教师。这些人既然敢于批评易中天、于丹极度无知，自己就应该拿出一个“有知”的样子来示范一下，可惜他们没有。
    至于说于丹“传播错误的、甚至有害的思想”，更是杞人忧天。于丹只是把自己理解的《论语》、《庄子》解说给观众们听，即使其中加入了一些故事和案例，也不过就事论事，并没有包藏什么祸心，因此，我不知道这些人是拿什么作标准，来判断她的解读是有害的。再说，有害还是没害，观众们心中都有数，不是有些人说了就算数的。
    还有一种说法，说易中天、于丹误读典籍，误导观众。可据我所知，千百年来，对《论语》《庄子》这样的经典著作的解读一直就是众说纷纭的，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一种让所有人都信服的所谓“正读”。研究《论语》、《庄子》的历代学者，个个都自成一说，不知道这些人所说的误读，是以哪一种学说为标准的，他们又有什么理由证明他所援引的学说是唯一正确的学说。再说，对古代典籍的某些论述理解上出现了一些偏差也是很正常的，我们可以提出来商榷和探讨，但绝对不能把它作为让于丹、易中天下课的理由——如果这样，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要成为下课的对象。

    真的是因为于丹才使“孔子很生气，庄子很着急”吗？我看不见得，说这话的人一定没有征求过两位老夫子的意见，只是自己的猜测。但我还是宁愿相信，老夫子是生气了、着急了的，但不是因为于丹，而是因为自己的学说长期以来被漠视。如果老夫子在天之灵看到了于丹的节目，尽管她讲的与自己的本意可能相去甚远，尽管她讲得远远不如某些专家深奥广博，但是看到那么多的普通人都在品读自己的作品，他们应该是感到欣慰的。
    其实，我们喜欢于丹、易中天，只是因为他们让很多没有能力、没有精力、没有机会了解《论语》《庄子》《三国》的人，能够轻松愉快地获得一些中国古代的文史哲知识，我们并没有把于丹、易中天捧为学术权威，也不妨碍其他学者以其他的方式去研究、解读古代的典籍。我们只是恳请某些人，不要因为于丹、易中天多卖了几本书，多赚了几个钱，心里就不舒坦起来，跳着、叫着要人家下课。如果这些人中真的有所谓“九个博士”“十个博士”的话，我们也请他们闭嘴，请他们回到书斋，写出几本比《庄子心得》更加深刻、更加精彩的书出来。  
    基于以上理由，我们旗帜鲜明地支持易中天、于丹。同时需要申明的是，支持他们并不等于反对一切批评，指出易中天、于丹节目中的一些不足，就一些有争议的观点提出探讨，这是我们这些观众乐于接受的，但动不动就赐予一顶“超女”、“超男”的帽子，动不动就要抵制到底，动不动就要别人下课、道歉，这种作风我们可不敢恭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