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我一起走过幼儿园中班、大班、小学和初中的死党，大学期间在信里引用过一首词的一部分: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当时她在重庆，我在武汉，一起走过许多年，又一起离开共同生活的地方，共饮长江水符合我俩有些惆怅的心情和地理上的实际情况。

    上小学时，我们在露天电影场的放映楼的阴凉里，可以玩一下午抓石子，下棋。上初三时，院里停了班车，我们驾自行车上班，偶尔车子故障，我们一个人载另一个人上学。二十五分钟的车程，也不觉得累。

    因为我俩的关系，两家大人关系很好。到现在每年大年初一，别人家都是早上拜个年就走，我们两家家长总会坐在一起聊聊。

    死党的爸爸是中文出身，我家老爸是数学出身，艳羡她家里有大批的文学书。死党兴冲冲地把《飘》借给我看，算是人生中最早的启蒙。当时我们特爱编派班里一个脾气好学习差的男生，死党多少有点文艺少年，某次居然是填了一首虞美人，当然是平仄不通。

    她因为偏科严重，影响了高考成绩，去了照顾本系统子女的一所医学院。毕业后回了院里，在门诊部当一名护士，回到有过太多童年记忆的地方。我们做了不同的人生选择，我觉得自己越走越远，远到回不去。

    可是我们的相逢却以另外一种桥段展开。非典那年4月下旬，我被隔离在门诊部一个星期，每天清晨六点，护士敲门为每个人查体温，护士中包括我的死党。

    饶是我们曾经亲密无间，此时此刻却是工作者和工作对象的关系。多年未见，说的不是别后多年你过得可好，却是我问她嗓子疼是不是因为房间里的消毒液被喷得太多。我们想惊喜感慨，草木皆兵的氛围却哪里允许。

    再后一次，某年春节因为芒果过敏，死党为我注射一种激素。年少时我们只一起摘核桃，一起玩沙包，一起写作业，一起看《大众电影》，我觉得她作文不错，手却不算巧，不过幸好注射技术还说得过去。

    如果早知命运会这样安排我们的重逢，或许保不齐当年会多搞些锻炼手指灵活性的游戏。

    前天在飞机上看了条专栏，内容一部分是一个人和一个陌生驴友分别在各种地方三次诡异的相遇。他还讲了其他事例，最后想说的是，人们可能以各种方式相逢。

    我深有同感。住进泰山之巅为数不多的酒店时，我对身边一个朋友说，如果在这遇到一个熟人，该多有意思啊。

    结果那天晚饭，一位认识数年气质很好的姐姐，偶尔听说我的成长地，就问我家在哪，上了什么学校。我们惊喜地发现，我们在同一所高中读书，只不过入校时间不同。

    第二天再聊，她的父亲和我的外祖父是同一个部队的，应该是在差不多时间没准还是同一批去了朝鲜抗美援朝。她父母的家，和我父母的家，大概只差一站地。而且我们成长起来的环境何其相似。在泰山之巅过夜看日出的机会毕竟不多，而且在这种小概率事件下，再遇到一个有那么多共同点的人，发生可能性是小概率的平方。

    究竟是什么在主导这种奇怪的相逢。是纯粹的偶然性还是冥冥之中的天意。信佛教朋友解释说这是修了多少多少年的缘分，是一种果，而我们前世种下了因——这究竟还是太虚无缥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