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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号晚上，参加了GQ的年度人物颁奖礼，我是今年的年度专栏作家，去那儿喝了一杯香槟，看了一会儿艳舞，聊了一会儿天。既然我以后再也不写专栏了，那么这个奖就算作终身成就奖好了。以前我很想得南方周末的新闻奖，就是后来叫作“年度致敬”的那个系列，可是内部人员没资格参与评奖，因此无论我写了什么，都只能看着别人得奖。同样的道理，如果我还在GQ工作，那么这个年度专栏作家也轮不到我。这件事再次证明，单个儿的人总是最占便宜的那一个，因为大家都承认你是人，属于哪个机构的就不是人，只是记者、编辑、某某职位、螺丝钉。这说的就不只是评奖了。另外一个问题是，如果我没在GQ工作过，这个奖是不是就轮不到我了呢？这我哪知道。我总不会就此去问王锋吧。问他，他就很诚恳地说，你实至名归，这多无聊。在南方周末的经验让我知道任何评奖都有偶然性，公正是公正，尺度却全在主观把握。布克奖快颁了，现在叫曼布克奖了，有一个长名单，诺贝尔文学奖也快颁了，有一个更长的名单，谁得奖都正常，都有理由可说，又都难说是惟一合适的那个。从这个角度说，认为自己干得好，合该得奖，不是自信的表现，而是智商不高的表现。如果GQ把奖颁别的大约十位专栏作家中的某一个，我也觉得完全合适。在颁奖礼上，主持人问我有何感想，我说：“谢谢GQ，很荣幸。”这也是我现在要说的。对于《佛祖在一号线》出版以来写书评的各位同学，除了关军之外，都是我不认识的，我也要说同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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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5号下午，我姥姥去世了。她活了九十岁，最近几年患帕金森综合症，神经不灵了，渐渐地不能操控身体，可是神智始终清晰，像过去一样，时刻担忧这个外孙女对象没找好，那个儿子的拆迁补偿款还没发放，那个在北京的外孙子还没有要小孩，等等。我取笑她的右臂抖个不停。去年我跟她说，应该在你手里放一个石头锤子，底下搁一个石头碗，这样你就能捣蒜了。她就呵呵笑。这两年，她说的话我们都听不懂了，需要保姆来翻译。今年春节，我给她看手机里我妹妹的小孩的照片，她倒是口齿清晰起来，指着我说：你也要一个！今年8月初，我又去看她，她又指着我，想说话，控制不了喉部肌肉，半晌，用两手比划出一个婴儿的长度，又用力地打了我一下。我说，让我养个小狗？她又呵呵笑起来。如今她不在了，死前很平静。我小时候是她带大的，据说当时我对来到这个世界很不开心，又哭又闹，家里住房条件很差，为了不打扰别人，她就抱着我到河边走来走去哄我睡着。我二姨说，你小时候根本就不走啊，老抱着。转眼间这么多年过去了。就像我在《佛祖在一号线》里写到的，以前她总是问我，人活这一辈子，有什么意思呢？她并不是否定人生，只是觉得恍惚，像古往今来的人类一样不清楚意义何在。如今她不需要问这个问题了。最近这些年，其实她并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只知道我在北京做记者。她从没上过学，南方周末、GQ、新闻、专栏这类东西到底是什么，几乎是无法对她解释的。可是这并不重要。在人与人之间，智力的沟通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一个星期之前，我做了一道智商测试题，据说是智商200的人才能做得出来，我做了足足一个小时，不得其门而入。对于智商200的人来说，我们都是傻子，可是从根本意义上说，他也是傻子，否则请回答一下我姥姥的问题。到了一定年纪，你就会对这一点感受深刻。不管怎么说，我姥姥的一生结束了，我的还没有。对我来说，死这种事，终于到了影响生的时候。我真正开始考虑将来的日子怎么过。我觉得，就像有人给你奖项一样，有人给你爱，也是你的幸运。这世上没有什么是应得的。我要对姥姥说，谢谢你，我会想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