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老师

    几乎每天晚上回家的时候我都能看见他。他和我们一楼的邻居还有临楼的几个人，每晚挤都在楼梯口，借着走廊的灯光，孜孜不倦、兴致勃勃地打扑克牌。除非是极其恶劣的天气，他们可能会暂时休战，否则，风雨无阻。
    他们打的是一种名叫双升的牌。这是一种非常普及又非常讲究配合和技巧、能够不断升级的玩法，所以他们乐此不疲。这些人在这里打牌，我觉得都挺协调的，唯独陈老师也天天坐在这里，我就总觉得不是滋味。
    陈老师真正是我的老师。我上小学的时侯，他是学校的大队辅导员，那时候他也就是二十多岁，一米七多的个头，英俊潇洒，气宇轩昂。他很有亲和力，说话面带微笑，每天都是西服革履，一举一动都是那么恰到好处、风度翩翩，简直是我少年时代的偶像。那时候我非常积极地参加学校的演讲比赛等活动，多半也是他的缘故，因为参加活动能和他更多的接触，能更近距离的欣赏到他的风采。
    升上初中就不怎么见到他了。后来我早早参加了工作，在厂里又见到了他，那时候他已经是党委宣传部的一名干事了。再见他我很难为情，因为他对我不说寄予厚望也一直很看好，可是我却不曾给他争气，没能考到外面的好学校，而是当了一名下苦力的纺织工人。所以，我跟原来不一样了，总是躲着他。我最早在布机车间三班倒，干了两年到了白班，在白班干了将近四年，经过一番饱蘸汗水与泪水的奋斗，因为写作特长突出被破格调入党委宣传部下属的厂报编辑部工作，我和小学时侯的老师居然一下子成了一个部门的同事，我们的办公室门对着门。我很高兴，他也很高兴。
    后来，厂报不办了。陈老师去了纪委工作，虽然依然是做干事，但那是一个重要得多的部门。而我，接过他曾使用的过的美能达相机，开始担任他做过的工作——宣传干事。陈老师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几乎什么都是一学就会甚至无师自通。他当初学摄影轻轻松松，拍出来的东西就像模像样，后来他还管理厂里闭路电视的安装和维修，那是一项技术含量相当高的任务，他依然游刃有余，很少麻烦集团专门负责维护线路的技术人员。而我，学什么都很慢很艰难，但也还比较扎实。当我终于把摄影掌握好的时候，陈老师在纪委已经很受器重，有一种说法是，过不了多久，当老纪委书记退下来之后，他很有可能成为接班人。而且，当时他更令我钦佩的一件事是，儿子在他的培养下，一举考入了清华大学！
    2002年，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参加改版的郑州晚报的招聘考试。这个时期，曾经辉煌的老国棉厂，已经呈现一派颓式。宣传部的另一位大姐，同属虎年龄比我大一轮的卢老师都已经毅然辞职，应聘到了外地的一家公司。所以，我也鼓起了勇气，迈出了工厂大门，战兢兢走向外面的世界。幸运的是，我被接纳了，这一步是跨越而不是坠落。陈老师依然还在纪委，原来那个办公室有五六个人，后来只剩下他和老书记了。
    到报社之后是一个全新的环境，比想象的要困难许多倍，我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打拼，没有时间去了解厂里的情况了。只是听说，由于效益不好，政工部门一再压缩，党委、纪委、团委、工会、宣传部、组织部、干部处……所有的机构整合为一个大办公室。后来，又鼓励一次性买断工龄，厂子都要整体迁出市区，很多完全依赖这座企业的人，不得不开始重新安排自己的命运。老宣传部长的儿子要结婚，我被叫过去帮忙拍照，席间见到很多原来都在一层楼上办公的老师们，他们大多已经离开工厂，出来从事新的职业了。陈老师说，他也离开厂里了，现在朋友办的一个彩印厂帮忙。其实，他还是那样注重仪表，风度不凡，谈吐也还是那样风趣幽默，妙语连珠，但是，我感觉到，他有点老了。不只是年龄。
    我和陈老师住的很近，以前没有注意过他那么爱打牌。大概也就是最近这一两年，我回家很晚，最晚都深夜十一点多了，他们总是打得更晚。因为他们堵住了楼梯入口，我总是小心翼翼地从他们的缝隙中穿过，穿着西服的陈老师和他们打成一片，这又让我很难面对他了。
    还看到过他一次也是深夜回家，我的车灯照亮了前面两个摇摇晃晃、一看就知道是喝高了的身影。当他们转过头来的时侯，我几乎都难以置信，是陈老师和原来的厂党委副书记，他们说着醉话，东倒西歪，我只好暂时停下车来，害怕冲撞了。不能说喝酒的人不好，但如此失态的陈老师，我还真是第一次见到。他好酒量，过去在宣传部来客人陪酒时，从来没见他醉过。我想，如果是他喝醉了，那只能是他真的想醉了。
    前不久听说，陈老师离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