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桦

章桦

李京红

1月3日   摄于郑州城市之光书店《天堂之路》首映及观众见面会

 

南方周末：“家丑”正在外扬

 

（摘自新浪网）
 
                           一

　　一个发廊女，一个流浪汉，和他们的摄像机，走进一个个不可能进入的家庭，记录一个个可能烂在心里的故事。

　　章桦曾经是一个发廊女、一个不愿直视父亲眼光的未婚妈妈。现在，她的名片上印着“纪录片工作者”。“扛着摄像机游走在中国社会最底层的民间影像工作者。”李京红为名片上的头衔加了这样的脚注。

　　2004年，李京红以章桦和其他4位发廊女为主人公拍摄的20集纪录片《姐妹》在全国十几家省级电视台播出，收视率超过同期热播的电视剧。

　　现在，李京红和章桦正在着手《姐妹Ⅱ》的拍摄。两人的合作方式用形象的说法是“章桦是眼睛，李京红是大脑”。章桦负责用摄像机记录她看到的一切，剪辑由李京红完成。李京红说，这么做是为了保持章桦的本色，“她的长处是跟拍摄对象真实的碰撞”，过早让她接触后期制作，让她熟悉所谓职业纪录片工作者的技巧，将是对这种本色的“污染”。

　　从《姐妹》到《姐妹Ⅱ》，最让李京红着迷的是证明“电视可以是老百姓拿起摄像机来自己拍自己”。

　　“我们的生活我们自己都不爱过”；“就你？你能让我们上电视？”“这电视终于给我们出了气，我们干发廊的也能上电视！”

　　生于1950年代末的李京红自诩“流浪汉”，又称自己是自由职业者。李京红大学学的是服装设计，画过画、写过书、做过生意，现在，他的“自由职业”是“独立纪录片制作人”。

　　从小时候起，李京红就喜欢在街头游荡，发现各种隐秘的、有趣的人或事，就用照相机拍下来。19岁，李京红拍了这么一张照片：在一个肮脏的公共厕所里，几个10岁左右的半大小子凑在一起，光着小屁股过烟瘾。这张名为《请关心一下孩子》的作品，曾在当时的《大众摄影》上引起广泛争议。

　　成年之后，李京红延续了年轻时的爱好，只不过手里的照相机变成了摄像机。

　　从小就通过自己的取景框看世界，李京红经常为电视上的虚假“生气”。

　　2000年，李京红在深圳遇到章桦的时候是他人生的最低谷，做生意刚赔了个“底儿掉”。而章桦从16岁走出浙江农村的老家，已经在城市里开了十几年的发廊。

　　那时的章桦只关心两件事：发廊里的生意、她跟男友小杨的“家庭”。然而，这两样她都没保住。因不愿从事色情服务，发廊里的生意越来越差，直至支撑不住。小杨也跟别的女人结了婚。

　　章桦的脸上从来没有笑容。“你那脸就好像每天早晨起来，全世界一人欠你1块钱，”李京红对章桦说，“你这店，你不笑也赔，你笑也赔，你为什么不笑呢？”

　　李京红想用DV把发廊5姐妹的生活拍下来，遭到5姐妹一致的嘲笑：“我们的生活我们自己都不爱过”，“就你？你能让我们上电视？你连自己都吃不饱！”

　　章桦永远都会记得，她第一次在电视里看到自己的那天。

　　那天，她早早地坐在电视机前。“那种感觉跟你自己坐在家里看DVD的感觉绝对不一样，因为我知道有很多观众跟我一起看我的故事。”章桦说，那种感觉“就像中了六合彩”。

　　狂喜的不止她一个人。湖南卫视公共频道播出《姐妹》之后，收到了十几万条短信。很多短信是章桦同行们发来的。有人在短信里说：“这电视终于给我们出了气，我们干发廊的也能上电视！”

　　山东潍坊一位经营养鸡场的妇女看到章桦在电视里吸烟，她也开始吸烟。电视里播着《姐妹》，她在电视前放一张桌子，摆上酒菜和两副碗筷，一副放在电视机前，一副放在自己跟前。一边自斟自饮，一边给章桦打电话：章桦，我在跟你喝酒呢，你跟我聊天吧，聊什么都行。

　　很多人在章桦身上寻找自己的影子，这里或那里的一点相似，被迅速兑换成姐妹情谊。

　　电话纷至沓来，很多女人把原本只能烂在自己心里的事向章桦倾诉。

　　这不仅因为章桦与她们有类似的出身或经历，也因为她们认定章桦是生活中的强者。《姐妹》的结尾处，章桦独立拍摄并完成初剪(辑)的DV短片《旷丹的秘密》得了2004年中国国际广播影视博览会“DV2004我们的影像故事”评委会大奖。颁奖典礼由中央电视台播出。在章桦的家乡浙江，“章桦得了300万大奖”的传说迅速流传开来。

　　实际上，章桦仅仅得到一只奖杯和一万元的奖金。她最初拿起摄像机，也完全是迫于生计。发廊难以为继，李京红送她一台DV摄像机，告诉她，这个也能挣钱，你可以去给别人拍婚礼录像。

　　李京红说，章桦成为“纪录片工作者”完全是误打误撞。

     

                           二

 

　　《姐妹Ⅱ》里的一集、被剪辑成单片的《天堂之路》就是一次血淋淋的碰撞的结果。

　　章桦成名之后，曾应邀拍摄摄影展《乳房的故事》里的几张照片。没几天，她接到小学英文教师李涛(化名，下略)从武汉打来的电话。李涛说完“我是一个乳腺癌患者，我还没有结婚”之后就哭了。

　　李涛给章桦打电话的时候，刚跟男朋友分手。因为她的病，她的家庭已经陷入窘境：为了省钱给她治病，母亲和妹妹李平(化名，下略)拣菜叶，父亲拣垃圾。

　　章桦去看李涛，李涛接站的时候小心翼翼地问：章桦姐，你住在哪里？章桦理所当然地说，我住在你家，和你住在一起。李涛推却，我家太小、太破。章桦坚持，李涛很感动，自她生病之后从来没有人上过李家的门，人们怕李涛跟他们借钱。

　　章桦为李涛的病而来，却不期然发现，这个家庭的病不仅仅是生理上的。

　　妹妹李平在收拾房间的时候，无意发现了姐姐的日记。日记勾起了一段不愉快的童年记忆：父亲曾几次离家出走，并打骂她们姐妹。仇恨复发，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迅速膨胀，本来就有抑郁倾向的李平出现狂躁和暴力的倾向，她打骂父亲，不能自已。

　　任何正常的心灵看到那样的场面都会抽搐：女儿随手抓住手边的一切，抹布、碗茬子、木板凳，摔在父亲的脸上、后脑勺上、手上、膝盖上、腿上。各种各样的辱骂与殴打一起兜头倾泻……在难挨的酷暑里，一家人衣不蔽体地把他们窘迫、变形的生存空间暴露在镜头之下。

　　章桦再也无法平静，她把机器递给李涛，以自己的身体为盾牌阻挡李平砸向父亲的拳头，和李平扭打成一团。李涛继续用摄像机记录眼前的一切。

　　李平的狂躁每天间歇性地发作，章桦打电话给在北京的李京红：我支撑不下去了，这样下去没法收场。

　　李京红嘱咐章桦：无论如何要坚持下去。章桦对着话筒尖叫：你说得轻巧！

　　李京红见势，赶紧给心理医生姚阿姨打电话：现在不仅那个家庭要疯了，我们去帮助他们的人也要疯了。与此同时，李京红请一位武汉的纪录片制作人火速赶到李家，记录发生在李家和章桦身上的一切……

　　结局是光亮的。姚阿姨治好了李平的病。姚阿姨是一个面目狰狞、内心却美好丰富的女人。二十几岁的时候，她的脸被烧成12级的烧伤。她指着自己的脸对李平说：“阿姨被烧成这样，还上了5年大学。你应该让自己充实起来。”李平的脸上露出健康的笑容。

　　德国莱比锡电影节的选片人在第三届广州纪录片节上看到《天堂之路》，称赞这是近几年最好的一部纪录片，他对李京红和章桦说：“在国外，进入别人的家庭是非常困难的，你们不仅取得了他们的信任，还拍得那么真实，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记录。”

　　上天堂的路是狭窄的，一步之外就可能是万丈深渊。章桦的摄像机为李家推开一扇通往天堂而非地狱的窄门。

　　章桦似乎对“农村女人”有不同意见：“农村妇女应该是在田里干活的吧……”而她现在经常背着摄像机，坐着火车，全中国跑……

　　按照20集的体量设计，现在，《姐妹Ⅱ》已经完成了三分之二素材的拍摄。但仍然有人给章桦打电话。她的电话机里经常有拍摄对象这样的留言：“章桦，我会在某日某点给你打电话”，或者，“章桦，我是你姐，我这儿挺好，有空给我挂电话。”

　　李京红告诉章桦，大千世界，人海茫茫，要善待每一个给你打电话的人。

　　每接到一个陌生电话，章桦都会告诉对方，你放下电话，我给你打过去。她用这些细微的举动表达她对别人的关切。

　　并不是每一个向章桦倾诉的人都会成为她的拍摄对象。没有成为拍摄对象的那些人，章桦也会跟他们保持紧密的联系。“我们从来不会跑到人家里就用摄影机对着人家。开始的一两天，章桦都不会把摄像机从包里拿出来。就算真的要拍，我们也会先跟人家讲清楚：如果你让我们拍，就等于你的故事不仅要讲给我们听，也要讲给很多人听。人家接受我们才会拍。”李京红说。

　　李京红一再重申“章桦的本色”：“不是你穿上西服你就是城里人了；不是你吃了肯德基你就是美国人了；不是你扛上摄像机你就是电视工作者了。章桦本质上还是一个农村女人。”

　　李京红是想强调，扛上摄像机的章桦还是普通人；章桦能扛摄像机，别的普通人也能扛。

　　但章桦似乎对“农村女人”这说法有不同意见，“农村妇女应该是在田里干活的吧”，而她现在经常背着摄像机，坐着火车，全中国跑。

　　别人也不把章桦看成“农村女人”。何丽霞见到章桦之后就直截了当地告诉她：“章桦姐，我知道你现在是干什么的，我找你的目的，就是把我的故事拍下来告诉大家。”

　　《姐妹》播出之后，章桦的父亲曾大怒：“家丑不可外扬，你倒好，‘扬'到电视上了。”现在，父亲惟一的困惑是：“你成天在外头忙，我也没见你弄成什么东西，没见你忙回钱来。”

　　遇到拍摄对象提出她无法满足的要求，章桦会告诉她们：我只能尽力。其实我现在跟你们是一样的。我做这个工作，也没有工资。

　　《姐妹Ⅱ》的拍摄资金一部分来自于《姐妹》发行的收入，一部分来自于李京红和章桦的“稿费”———李京红和章桦为电视台拍片的报酬。“稿费”同时还要维持两人的生活和他们的工作室的运作。

　　“《姐妹Ⅱ》之后，章桦将面临一次新的人生选择。”李京红说。

　　那将是怎样的选择呢？章桦笑着向后捋了捋头发，“现在还不知道。”她说。她的笑容里有一丝一闪而过的迟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