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看看“老银行”

我这里说的“老银行”，即指“老银行人”，像我父亲一样，解放以前，或解放初期就在银行里工作的人员。他们如今的年龄都在八十以上，或九十上下了，如果还健在，那就都是高寿的了。在我的心目中，他们是银行界的“老宝贝”。 农历八月十八，还沾着点中秋十五团圆的光，我们一行五个已经过六奔七的人，相约去看望了我们在银行工作时的老师——陈国威。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那时候还没有工商银行呢，人民银行为了提高新进员工的文化水平，成立了职工中专，每个区办（支行）都设有一个分校。在工作经历中当过老师的，文革前完成了高中以上学历的人，都有可能被组织上调到职工中专当老师。我当年就是这样被迫放弃了银行业务工作，走进了南市分校这个新的团体。陈老师原来在银行里一直是搞信贷工作的，文革中他由组织安排，离开银行去中学支教了多年，这样，他也进了南市分校，成了我们这批人的业务带头人，当然分校另外还有一个“外行领导内行”的头头。那五年，银行员工的文化补课、业务培训工作搞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许多现在还在岗位上的领导，都是在那个时候打下了基础，后来再出去深造的，他们都是我们的学生啊。而我们这些当时为提高银行员工素质，而甘为人梯、甘为奠基石的老师，也在这团体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陈老师严谨的工作态度，认真的工作作风，完完全全的影响了我们这一班人马，后来我们都成了他这样的人，在以后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以这样的作风，一直工作到退休。陈老师退休后到我们行的工会帮助工作了多年，我们行也有很多人知道他的为人和工作态度。

再聚首时，我们都有白头发了，陈老师夫妇则都是耄耋老人了，虽然他们都行动迟缓，这几年还都多病，但见到我们后都分外高兴，精神也好起来了，滔滔不绝和我们讲了许多关于从前的话。

  “老银行”都是这样温文尔雅，克己奉公的。陈老师夫妇俩认真工作了一辈子，但是他们始终生活在罗浮路的老式石库门房子里，没有搬过家。因为爬不动石库门那又高又陡的木楼梯，他们现在只能睡在“客堂间”里了，而石库门的生活设施也都远远没有现在的新式房子好。对此，陈老师却很坦然，他大女儿夫妇和他们同住，小女儿一下班就会过来帮着做晚饭，一家人也觉得其乐融融。陈老师反倒说我们这代人太苦了，说我们上要照顾像他一样的老人，下要照顾自己的独生孩子，等我们到了七、八十岁，就没有这么多人照顾了，要去住敬老院了。看看，多好的老人啊，自己已经到了风烛残年，可想到的还是别人，我父亲当年也是这样的。

陈老师还告诉我，他现在和我在分行人事处工作时的俞镇初处长是一个退休小组的，他们一起活动时总会说起我。还说老俞前一阵子也不小心摔过一跤，不知现在怎么样了。我有点坐不住了，自从父亲离开后，我很怕再见白发人，就是怕听到他们不好的消息，而对此我又是非常的无能为力。

  告别了陈老师夫妇，我坐十号线直接就到家了。找出了老早的电话簿，马上就拨通了俞处长家的电话，电话铃声长久地响着，终于有人接了，而且是老俞的声音。我像竹筒倒豆子一样，噼哩啪啦就说起来了，又是问候，又是检讨。电话那头，老俞却是慢悠悠地说开了。他告诉我，最近他身体一直不好，8月12日发过“流火”（丹毒），寒热发到40度，过了没几天，又发“带状疱疹”，这半个月天天要到医院照光，苦头吃足。他们老夫妻独自居住在老式公房的四楼，大儿子天天来陪他去医院，可能还要去几天，而发疱疹的右手还不能行动自如。我问他：“你有没有骂我？如果骂了，我也接受，因为我是做得不好。”他却嘿嘿的笑了，说：“我怎么会骂你呢，小史。”真愿意听他这么称呼我，就像当年一样，我一直是他的一个能干的兵。

不管是当着陈老师的面，还是电话里对着老俞，我都是千叮嘱万关照：平时要小心，行动要缓慢，老人家在一起要寻开心……我能感觉到，老人家对能看到我们、听到我们，都异常地高兴，真是说不完的闲话，放不下的听筒啊，让我感动不已。

已经过了中秋，紧接着就是国庆了，和工行人事处的老同事商量好了，节前一定要去看看老俞，不仅仅因为他是我们的老处长，更因为他现在是一个需要帮助的老年人。

但愿有更多的人去看看我们的“老银行”，并能带给他们一份欢乐。

当年和老银行在一起，带他们去春游。

二〇一一年九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