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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世的明清文物里常可看到"胡人献宝"或"八蛮献宝"之类的作品。所谓胡人或蛮人都是封建时代对外国或外族人的轻蔑性称呼。
    唐代玉器是在六朝玉器衰落和隋代玉器略有复苏和变化后开始的，是一个时间较长的全新发展期。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空前繁荣的时期，政治统一、经济强盛、文化融合。这一时期异域文化地大量渗入给古老的中华文明注入了新鲜血液和活力，无所顾忌地引进和吸收，无所束缚的创造和革新，构成了大唐盛世富丽堂皇、蓬勃向上、豪迈张扬、趋向写实的时代风格。唐代玉器的品种式样几乎是全新的，作用也较单纯，多数与实用和佩戴有关，所见者主要有作佩饰用的玉簪、玉梳、玉镯、玉带板、玉人神仙佛以及作实用的玉杯等器具。琢玉工艺及雕琢主题也逐渐摆脱了过去程序化、图案化、抽象化的传统束缚而更加成熟，外来题材如佛教飞天、胡人歌舞等始露端倪且日渐丰富。总之，这一时期是中国玉器由抽象向写实发展的转折点。笔者拮取这一时期中最富特色的一类玉器——胡人风格玉器，拟对其独有的艺术内涵和市场价值加以分析。
　　所谓胡人风格玉器包含广泛，时间上从唐朝创始以来下迄明清两代延续不断，空间上从南到北、由东及西遍及所有与中华文明接壤的外来文明，内容上更是包罗万象、归化创新。在此仅仅选取最具代表性的唐代西域胡人风格玉器加以描述。胡人风格玉器在唐代较多的体现于玉带之上。唐代佩饰中数量最多和最富有时代特色的，首推嵌缀在玉带上的玉带板。据文献记载，玉带之用始自南北朝，及至唐代，不仅沿用其制，且非常流行。凡二品以上官员皆可使用，并以其带板件数的多少、其上纹饰的差异等，分别代表不同的官阶品位和文武任职。形制可分为蹀躞带与非蹀躞带两种：所谓蹀躞带是指带上有环或有孔用来系挂它物的玉带，身世来源与北方骑马民族有关；唐代的玉带则以非蹀躞带为主。玉带板多于正面琢饰图纹，其纹饰有写实动物纹、神兽龙凤纹、植物花草纹和人神仙佛纹等。在人物纹中又以所谓“胡人纹”最多和最富特色。
　　隋唐时期的对外交流日趋频繁，当时把西域诸国人统称“胡人”，所谓胡人特指居住在西域的突厥、吐蕃、粟特、波斯以及大食等族。他们在玉带板上表现为深目高鼻，鬈发，身着窄袖束腰衣，肩披云带，足穿长靴，于地毯上或击鼓奏乐，或翩翩起舞，或呈杂耍状，或单腿跪地手持珍宝。胡人风格玉器代表了唐代玉器全新的发展和变化，其形态颇具动感，其形式之多前所未见。其不仅是当时仪礼制度和艺术风格的反映，而且是当时中西文化融合的证据，是研究唐代历史的重要资料。它反映了当时中国与西域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的繁荣昌盛的景象。与此相关的唐代玉器上的动物造型也突然增多且与这股胡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其中作为西域贡品的狮子、孔雀两种动物形象首次出现，与突厥息息相关的十二生肖也成为主要装饰。

    关于胡人风格玉器的装饰母题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类：胡人献宝、胡人乐舞、胡人舞狮、胡人驯象、胡人宴饮以及胡人托塔等等。下面对以上各类母题分别进行简单的探源，从而更好的了解胡人风格玉器的文化内涵：
　　胡人献宝（又称八蛮献宝或波斯献宝）：胡人在汉地所从事的商业活动非常繁荣，胡人识宝的故事也广为流传。从陶瓷、石刻、绘画等艺术品的造型上看，胡人献宝往往都是手持珊瑚、宝瓶、珠宝等站立或跪进的姿势，这种构图源于印度和犍陀罗风格。先说波斯宝物，西汉时已有琉璃珠等传入中国，北魏前后波斯商使远道贡献来的各种西方玻璃器皿，大秦罗马的珍稀宝物等如潮涌入。汉魏以来，历代职贡与士贡的显着差别就在于前者是一批来自远方的殊玩名器、异品奇技，包含动物、植物、矿物、织物、食物、器物和艺人等等。“别宝”即“辨宝”“识宝”。“胡人别宝”之事，六朝文献已有零星记载，唐人小说中西域胡人识宝传说大为兴盛。波斯等胡商因为善于鉴宝和经商，也就被民间认同为独具慧眼的识宝者。到明清时期，民众心态上已认定波斯胡商辨识宝物准确无误，如《初刻拍案惊奇》卷一《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及《二刻拍案惊奇》卷三《王渔翁舍镜崇三宝，白水僧盗物丧双生》等的描述历历如绘。明末清初“波斯献宝”已成为江淮地区口头语。明代“波斯献宝”还是一种舞蹈。《明宪宗行乐图》中有一组“胡人献宝”：一胡人牵一头狮子（人扮），四胡人随后，其中有二胡人头发卷曲，着靴，每人手捧宝盘，上有珊瑚、象牙，另一人肩扛珊瑚，一中年胡人捧手鼓边敲边舞。胡人献宝象征国力强盛、天下太平，这些胡人中应有波斯人在内。胡人献宝主题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繁荣昌盛、万邦来朝的现实反映，由唐及清，延续千年、经久不息。

    胡人乐舞：唐代艺术空前繁荣，在开放的社会氛围和特定历史条件下，西域乐舞广泛传播，盛行朝野，并汇入到中华民族艺术中。当时的宫廷乐舞中西域乐舞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唐代形成的规模宏大的宫廷乐舞中，主要分为健舞和软舞两大类。所谓健舞是指敏捷刚健的舞蹈，其群舞多为歌功颂德的战争舞蹈，常常由男演员表演，独舞为技巧很高的表演，以旋转、跳跃、腾踏见长，可有舞具，舞具可为兵器，也可为乐器。其代表作是盛行一时的《胡旋舞》和《拓枝舞》。前者带有浓郁的中亚游牧民族特色；后者后来演变成了歌舞大曲和队舞形式。由唐玄宗改编的《霓裳羽衣》更是深受西域文化浸染，反映了传入西域的佛教乐舞文化对唐代乐舞艺术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一直延续至今，今天的贵池傩舞《舞回回》有五种类型：胡人醉型、胡人舞方型、胡人舞狮型、胡人勇武型，还有一种为胡人献宝型。它既是宫廷流入民间的舞蹈，也是中国古代与西方文化交流的结晶。
　　胡人宴饮：宴饮通常是与乐舞同样重要的一项活动，在唐代各类人群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唐代诗人王翰《凉州词》的著名诗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即是唐时军中宴饮的生动写照，葡萄酒、夜光杯以及琵琶等诸多元素都是西域胡人所特有的文化特征。
　　胡人舞狮：狮子古称狻猊，非中国兽也，是作为西域贡品引进中国的。狮子处于西域文化和华夏文化的交叉点上，作为西域贡品历史上多次贡狮，同时狮子作为瑞兽形象，长期与中国灵物共居显位，成为民间喜闻乐见的吉祥象征。胡人舞狮这一图案多见于元代，拥有者应该是身份很高的王公大臣。唐代诗人白居易曾这样描绘西域胡人舞狮的动人场面：“假面胡人假狮子，刻木为头狮作尾，金镀眼睛银贴齿，奋迅毛衣摆耳，如从流沙来万里，紫髯深目两胡儿，跳舞跳梁前致辞>>”古代西域是狮崇拜的流行区，贡狮就是以上述的狮崇拜为其宗教文化背景的。
　　胡人驯象：对于中国人而言，大象并非外来之物，其真正故乡是在中国南方边疆遥远的一隅。到了8世纪大象随着安南、林邑、真腊等异国物产进入唐朝境内，与此同时在唐朝的传说中出现了少量关于大象的珍闻。据说在汉代，安南海岸的人们就骑着大象入海，寻求海底的宝物珍珠——传说中鲛人的眼泪。输入宫廷的大象通常用来进行斗象和舞象的表演，这只是其世俗的形象，然而大象的宗教形象同样非常鲜明生动，阎立本的一幅绘画中即表现了一个胡僧洗象的场面。象主要是分主南方的天神，象王象征着佛陀至尊无上的权威。
　　胡人托塔：由于掌握资料有限，关于托塔形象的确切文化内涵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联系到考古所见其它各类胡人形象文物，对于唐宋元明清时期北方各地胡人、胡兽的形象也有待做进一步整理的必要。
　　对于胡人风格玉器的鉴赏，必须抓住它的艺术风格和工艺特点。艺术风格是特定时期社会现实的反映和缩影，随着各时代政治经济、宗教信仰、社会风尚的发展，人们的审美情趣、意识观念、文化习俗以及玉材取舍、琢玉工具和技巧、器形特征和纹饰主题等方面随之发生变化，形成特定的艺术风格和时代特征，呈现到一件玉器上，就成为我们的鉴赏要点，是判断玉器时代的主要依据。此类玉器带有浓郁的西域特色，据研究者鉴定其中有许多当出自西域玉工之手，装饰手法多为剔地隐起并在局部刻以阴线，整体形象比较写实、造型丰满大气、生动传神。由于此类玉器自身包含的异域风格较为独特，加之多见实用器和小型立体雕刻品，因此目前市场价位偏低，值得进行投资并作为专题收藏以供研究。胡人风格玉器作为唐代玉器的典型代表，充分展示了唐代工艺美术的长足发展，体现了装饰艺术方面所取得的前所未有的成就。唐代艺术丰满富丽而又不失活泼清新的艺术风格不仅开创了一代新风，且对后世以及周边其它民族的艺术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集丰富的历史内涵和高超的制作工艺于一体，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的胡人风格玉器必将会受到海内外更多研究者、收藏家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