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大的一些湖泊干涸的原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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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国家地理》摘译 |
世界上最大的一些湖泊干涸的原因(二)
海豆芽译自《国家地理》网2018年3月号
原作Kenneth R. Weiss 摄影Mauricio
Lima、Newsha Tavakolian、Carolyn Drake、Michael Christopher
Brown
气候变暖、干旱和过度使用正在使一些重要的水体干涸,威胁着文明和生存。
大盐湖——本杰明•安德森大盐湖北部漂浮。在超高盐度的水中,他发现很难坐起来,仅仅在1英尺(约0.3米)深的水中能碰到水底。自1800年代中叶以来,该湖的盐度增高,同时其水体体积减少了近50%。北部的水体是海洋盐度的8倍。
在通往廷塔村(Puñaca Tinta
María)的路上,我们看到一位老年男子穿着橡胶靴子,戴着一顶松软的草帽,弯着腰,用一把短柄锄头把粘土和咸苦水搅拌在一起,水是他从一口手工挖的井里打上来的。自从波波湖干枯以来,毛里西奥(Féliz
Mauricio)每天穿着粘满泥巴的衣服制作土坯砖,“我们没有湖了,”他说,“我们没有了鱼,一切都没有了。”77岁的毛里西奥是长久以来的土著渔民之一,是一名德高望重的乌鲁斯老人,他用叫“托托拉”(totora)的巨型芦苇编成小型巴尔萨渔船(漂流岛)的高超技艺,以及他为传统的祈求丰富雨水和渔汛仪式所准备的那桌祭品而广为人知。
按照他的计算,毛里西奥与妻子和女儿是留在曾经的波波湖岸边的土坯砖屋和茅草顶圆屋里的几家人之一。一个儿子已经搬到别的地方放羊和牛去了,另一个儿子到科恰班巴市城里找了一份低技能的建筑工作。廷塔村里的邻居和其他村的人也已经各奔东西四散而走了,就象风中的谷壳。一些人去了智利和阿根廷的纺织和服装厂,还有一些去了各个城市作临时工,或者当了矿工,到地下挖锡、铝、银以及其它金属。有几十个人去了也许是他们心爱的波波湖未来的地方——乌尤尼盐沼的盐矿工作。
在全球形势的方案中,乌鲁斯人的命运也许显得微不足道。估计目前乌鲁斯人口还有5000人,而在波波湖干涸之前住在湖边的不足1000人。然而那些被迫迁徙的人加入了世界各地因气候相关的环境破坏而被迫离开家园的人们的行列。美国十年前就已警告土著居民将是第一批被气候变化蹂躏的人,因为许多人依赖大自然的恩赐,以狩猎和捕鱼为生。挪威难民理事会境内流离失所监控中心估计,2016年有2350万人逃离家园,原因是风暴、洪水、森林大火、极端气温,以及其它与气候相关的灾难。这个数字超过了当年刚刚因冲突和暴力而流离失所的690万人。
我们生活在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糟糕的被迫迁徙的时代。我们必需支持那些遭受气候变化蹂躏的人们,以便他们能有尊严地迁徙。
从绝对数字来看,数十年来,那些逃离“自然”灾难的人们比那些逃离战争和冲突的人多。但是,这此数字不包括那些因干旱和渐进的环境退化而被迫放弃自己家园的人,几乎有25亿人住在人类对水需求超过供给的地区。在全球范围内,由于气候迅速变化和越来越脆弱的地区的人口不断增长,与40年前相比,被迫举家迁徙的可能性增加了60%。
大多数被迫搬迁的人留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如果跨越国界,他们得不到联合国保护的难民资格,因为他们证明不了自己是在逃离暴力或迫害。“我们生活在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糟糕的被迫迁徙的时代。”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总干事威廉•莱西•斯温(William
Lacy
Swing)说,“而这一次,除了战争之外,气候正在成为一个主要的驱动因素。我们必需支持那些遭受气候变化蹂躏的人们,以便他们能有尊严地迁徙。”
大盐湖——这个年轻的猎人(无论如何不到18岁)在成人的不时帮助下能够打到野鸭,这个野鸭季是数百万野鸭每年迁徙的重要停留点。但是因为人类为农业和市政需要调水而使大盐湖收缩了,野生动物正在丧失休息地和食物来源。
大盐湖——犹他州的邦纳维尔盐沼是大盐湖以西的坚硬白色的盐壳,大约有46平方英里(约120平方公里)。这片盐沼和大盐湖是更新世邦纳维尔湖的残余。
“停!”皮尔科•佐拉在我们风驰电掣的SUV里大叫,“回去。”我们正在波波湖上疾驰,穿过其上的一片平坦沙质宽阔高地,根本还没意识到,我们就已经过了一条灌溉渠上的小桥。这条渠道空空如也,就象毗邻的德萨瓜德罗河一样,只是我们走过拐弯处时发现了一个小池塘。波波湖65%以上的水来自德萨瓜德罗河,从源头的的喀喀湖蜿蜒185英里(约300公里)流经玻利维亚高原。沿着这条河修建了数以百计的灌溉渠道和和其它引水工程,用于采矿和种植农作物。农场和城镇还从毛里河抽水,毛里河是玻利维亚和秘鲁境内的波波湖的一条主要支流。
此外还有22条较小的季节性的溪流和小河也从周围的山区流入波波湖。几乎所有的溪流与小河被采矿和农业截流了,比如在极度贫困的瓦努尼镇(Huanuni)的国有锡矿。在我采访的时候,从山坡磨矿房伸出的斜槽正在哗哗地把浅灰色的尾矿直接倾泻进河里,形成一个房子一样大的锥形堆。这些尾矿释放出的铅、镉、砷和其它重金属污染了波波湖并被冲进湖里造成淤积。
一个小时的车程后,塔卡瓦河上1961年修建的大坝拦下了一层厚厚的沉积物,只有薄薄的一层水。“我们修了5个这样的大坝,”皮尔科•佐拉告诉我时,我们正横过干干的泄洪道,去看大坝下面的水库库底。“在半干旱的地区修建大坝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只是在挡住上游的水,造成水的蒸发而已。”
在正常年份,波波湖地区从11月到来年3月降雨大约15英寸(约380毫米),接下来是7个月的干旱。然而雨季持续缩短,那样的年份根本就没有了。阿尔蒂普拉诺高原反复遭受了与厄尔尼诺现象相关的干旱,科学们预测在越来越温暖的气候情况下干旱会更加频繁。佩雷斯•罗弗拉说,2015到2016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带来了玻利维亚高原上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干旱和最热的高温。他还说,阿尔蒂普拉诺高圈闭了二条山脉之间的热量,仅仅十年之中平均气温升高了华氏1.6度,由于蒸发而加速了水量减少。
过去40年来安第斯山区不断升高的气温还引发了其冰川的快速消退,融化了的的喀喀―波波湖盆地周围一半的冰。
坦噶尼喀湖——Kibirizi村早晨起网捕来了沙丁鱼。非洲坦桑尼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布隆迪和赞比亚接壤的这个湖泊里,船太多,鱼太少,渔获量正在下降。越来越温暖的湖水导致藻类减少,因此而鱼类的食物减少,加剧这个问题。
坦噶尼喀湖——这艘货船定期地来往于体积是世界第二大的淡水湖水域(仅次于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数以百万计的人依赖于这个湖的水,交通运输和鱼类,虽然该湖也受到气候变化的威胁。
坦噶尼喀湖——Maneno Bakari(前)和Waridi
Athmani在流进坦噶尼喀湖的一条河里的船上撒鱼网。沿着这条水道的许多运河将水送到农场进行灌溉。近年来渔获量有所下降。
当冰川最初开始融化时,提供了额外的水量,迪尔克•霍夫曼(Dirk
Hoffmann)说,他是驻拉巴斯市的德国研究员,《世界气温升高4度下的玻利维亚》一书的合著者。“不过我们很可能已经达到了大多数冰川流域的最高水位,”他说,指的是这些地区来自冰川的融水现在将减小,直至消失。
同时,对水的需求随着玻利维亚的人口增长已经激增,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人口增加了42%。去年,政府从满是泥沙的德萨瓜德罗河的一条支流开挖了一条渠道向波波湖注水,还提供了手推车、镐、以及一些食品以支持绝望的乌鲁斯民工,他们在湖床上修建一条1.5英尺高的土堤,希望能把水集中在一个小的地方,以使水能够持续更长的时间。对象皮尔科•佐拉一样的水文学家来说,这种努力似乎都是徒劳的。更现实的解决方案可能意味着要破开那些大坝,改用更高效的灌溉方式,以及减少从河流中的取水量。然而拉美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的玻利维亚,几乎没有什么政治意愿来迁出上游的农民,更不用说对水利工程进行资助。
一个合作治理的的喀喀湖的秘鲁―玻利维亚委员会已经修建了水闸,为的是在干旱年份向德萨瓜德罗河下泄更多的水。但随着秘鲁上游对水需求量不断增加,这些水闸可能在不太久的将来变得毫无用处。佛罗里达理工学院的古生态学家马克•布什(Mark
Bush)解释说,的的喀喀湖水位下降不必许多,河流将完全停止流动。那种情况从前发生过三次,只不过隐藏在时光的深处。
“阿尔蒂普拉诺高原对蒸发非常敏感,”布什说。尽管他注意到气候模型捕捉不了安第斯特殊的泉井,但他预计该地区不久也许会到达一个临界点。“对与拉巴斯和波波湖周围村庄一样城镇的预测真的很可怕,预测给出了我们认为未来奖要发生的情形。”布什说,“到本世纪中叶,我们也许会看到至少2华氏度的升温,而我们还没有在认真地对待这个临界点,那会引起的的喀喀湖蒸发掉,或者大大地减小其体积。”
坦噶尼喀湖——在Kazinga村的岸边,男人们用撒网捕捞沙丁鱼。即使在这里水温升高1到2华氏度,也会影响到鱼类的产量,对依赖它们的数百万人意味着大灾难。
如果波波湖与玻利维亚高原的南端一样了,这里的湖岸失去控制成为更加干旱的地方,那风景会是风蚀的岩石,成群的美洲驼、羊驼、绵羊,以及少量野羊驼,野羊驼通常在主干公路上竖立的禁止捕猎的标志附近聚集。早春季节,大部分土地仍然光秃秃的,因为印第安藜麦收割后只留下裸露的土壤,藜麦作为高蛋白谷物卖到了欧洲和美国满足他们那贪得无厌的嗜好。
时运不佳。当年的藜麦种植之前,来自智利阿塔卡马沙漠的风冲刷着空旷的田野,把许许多多吨的土壤吹走并沉积到了湖里,那有原生草和灌木被清除用于生产藜麦之前的二倍之多。结果是:那个通常有12英尺深的湖被沙子和灰尘填满的速度比预计的更快。
高原远处的南端,乌尤尼盐沼牌桌大小多边形结皮的表面仅仅被公路破坏,同时成堆的盐从地里挖出来,运到附近的盐厂。
那就是波波湖的未来吗?前乌鲁斯社区领导人保利诺•弗洛雷斯(Paulino
Flores)并不希望,但他在准备,以防万一。57岁的弗洛雷斯和他的家人搬到了邻近的科尔查尼镇,在一个盐厂工作。弗洛雷斯说他已经精通生产的每个方面:用镐和铲子把盐从坚硬的地里开凿出来,再搬运到工厂里,除去杂质,研磨,包装。他一边说着,一边搓着自己结着老茧粘满盐的手,在他那针织的安地斯帽子下眯着眼睛看太阳。
弗洛雷斯曾经考虑在波波湖岸建立一个盐厂,与非政府组织“安第斯人和生态中心”合作。该组织执行主管Gilberto
Pauwels说,他的同事们正在探索从各种角度来帮助他们发展另外的生计,维持他们的社区,并保持他们的文化活力。廷塔村只是这个干枯的湖上半空的村庄之一,这里的渔民和猎人都在着急地盘算如何养活他们的家人。这是在世界各地不断重复的一种状况。
弗洛雷斯梦想着湖的恢复,以及其鱼儿和飞鸟的回归。他渴望地述说他从前的生活,与他爸爸和亲人一起狩猎捕鱼长大的日子——那种围绕波波湖转的生活。乌鲁斯人相信他们是3700年前阿尔蒂普拉诺高原上首先定居的人的后代。2013年的一次基因研究表明,他们也许是对的,因为显示了很有可能来自古代安第斯血统的独特祖先。这些自力更生的人们曾经生活在漂浮的芦苇岛上,逃脱了印加帝国,从西班牙人残忍的征服中幸存下来。但现在,波波湖周围的乌鲁斯人因他们珍爱的湖消失而面临一次大离散。“要是没有了湖,就没有了乌鲁斯人,”弗洛雷斯说,“湖赐给我们食物,赐给我们未来。”
英文原文地址:https://www.nationalgeographic.com/magazine/2018/03/drying-lakes-climate-change-global-warming-dr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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