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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罗素

史飞翔

胡适和罗素同为20 世纪著名的思想家，他二人虽然接触交往不多，但关系却饶有趣味。

罗素尽管是2 0 世纪世界范围内最负名望、也最有成就的思想家之一，但他对胡适却格外地信任、赏识。1919年2月，胡适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此书被誉为是“用现代学术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的第一部著作”，它的出版被视为中国哲学史学科成立的标志。对于这部为中国现代学术建立新范式，且震撼中西思想界的经典之作，罗素非常看好，他高度评价了此书的学术价值及其在思想史上的意义。1921年，罗素得知剑桥大学欧格敦先生计划出版世界哲学丛书，于是极力推荐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翻译后列入出版计划。

1922年，胡适出版了他留学美国时用英文写成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1923年，罗素在美国著名的杂志Nation上为《先秦名学史》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评论。文章一开头便说：“对于想掌握中国思想的欧洲读者而言，这本书完全是一个新的开端。欧洲人很难同时是第一流的汉学家，又是合格的哲学家，这是不足惊异的。……一个人不通中文而想知道中国哲学，面对着这一情况简直只好绝望。好了，现在我们终于有了胡适博士，他对西方哲学的精熟好像是一个欧洲人，英文写作之佳则和多数美国的教授没有分别，至于翻译古代中国文本的精确可靠，我想任何外国人都很难赶得上。具有这样独特的条件，他所取得的成果是十分引人入胜的，正符合我们的期待。听说这本书不过是他已出版的一部更大的中文著述的一个纲要，据读过的人说，原著（指《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比本书还要好，这就更使人向往了。”（《胡适日记》1923年11月4日条）对于罗素的这篇英文书评，胡适生前从来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如果不是他当时把这篇文字附在日记后面，这件事只怕是要永久地埋没了。

罗素不仅赏识胡适的学识和才华，而且在实际生活中对胡适也多有照顾。1924年，英国效仿美国退还剩余的庚子赔款以资助中国学生留学。为此英国当局决定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来管理庚款，确保其能用到“有利于中英双方的事情”上，罗素被任命为这个委员会的教育委员，他一上任首先推荐胡适和丁文江为中方委员。两年后，胡适作为中方代表正式赴英国商议英庚款退还事宜。

罗素如此赏识和照顾胡适，按说胡适对罗素应该是心存感激，但事实上胡适对罗素并未表现出太多的热情。1920年，罗素应梁启超之邀来华讲学，这对当时中国的知识界来说无疑是一件盛事。与罗素对胡适的赏识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胡适对罗素的讲学始终没有太大的兴趣。胡适尽管从杜威处得知罗素是“最完美的演讲者”，但是由于各种主客观的原因他竟一次次地错过聆听罗素演讲的机会。后来虽然计划参加罗素中国之行的临别演说，但终因“雨后泥泞所阻，未能如愿”。胡适戏称这是“无缘”，实际上是胡适自己“无心”。不仅如此，罗素离华不到一周，胡适在南下南京的火车上作了一首题为《一个哲学家》的诗，以此来奚落罗素。

古人言：见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乎。胡适在与罗素的交往中做到了这点。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像胡适那样。1933年，冯友兰赴英讲学。期间他给罗素写了一封信，罗素很快给他回了信。接着他又写了一封，提出让罗素为他写一篇序。罗素拒绝了。对于这件事，冯友兰直到晚年还津津乐道：“可惜的是，罗素先生的那封亲笔信后来也遗失了。”与胡适的有礼有节相比，冯友兰不免给人一种攀附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