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太好名“白活”30年
□史飞翔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胡适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建立起了不凡的建树，但就是这样一个大师、巨擘式的人物，却同样难以摆脱传统文人好名的恶习。
胡适早在少年时代便显露出好名之心。胡适的二哥胡觉（绍之）是影响胡适思想的一个重要人物。 1905年胡适与澄衷学堂总教白振民发生矛盾后，胡觉写信规劝胡适：“弟所以致此者，皆好名之心为之，天下事实至名归，无待于求。名之一字，本以励庸人，弟当以圣贤自期，勿自域于庸人也。”由此可见，胡适当时好名已很严重了。此后，胡适自己在日记中也一再痛责自己“好名”，说这是他一生大病根之一，而欲痛改。
1917年，尚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凭着一篇《文学改良刍议》一夜成名。此前的1916年，胡适的好友梅光迪就曾直言指出，胡适好名邀誉：“皆喜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豪，皆喜诡立名字，号召徒众，以眩骇世人之耳目，而己则从中得名士头衔以去焉”。
暴得大名之后的胡适处处以名士自居。他每礼拜日会客，无论何人，概不拒绝。不管来客是学生、商人还是强盗、乞丐，他都热情接待。问学的他指导门径，穷困的他解囊相助，求职的他修书引介，整个一“万金油”。至于交游之广、朋友之多，上至总统、主席、达官、贵胄，下至司厨、贩夫、卖浆、走卒，简直到了泛滥的程度。这种状况到了晚年更加严重。
胡适晚年越来越爱虚名。内心喜欢热闹，喜欢被人追捧，有一种成为偶像的渴望。为此，他不断地制造社会声望，好像自己很亲民。胡适晚年在台湾做“中央研究院”院长，每天高朋满座，迎来送往，根本不能治学。他在“中研院”公开宣称，星期天任何人都可以来看他，开车的、做生意的，都可以排队去看他。
对于胡适的这种“非学者的生活方式”，当时的学者韦政通颇不以为然。他甚至这样评价胡适，“胡适四十岁死了完全不影响他的历史地位，他后面的三十年差不多等于白活。他中年以后学术上几乎没有任何新的成就。 ”学者岳南在《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一书中也有类似的表达。王元化先生生前说过，胡适做人太好名。胡适连给人写信都要誊抄一份留下来作为底稿，胡适的日记明显看得出来主要是写给别人看的，而且是为了日后发表。李宗仁也说胡适“爱惜羽毛”。就连唐德刚先生也承认，胡适看重身后之名。
孔子说：“三代以下唯恐不好名。 ”好名本是人的一种天性。对于年轻人来说，好名不是什么坏事，可能是一种动力。但是人一旦上了年纪，有了相当程度的名誉之后，就应该有一个自觉，不可再去刻意追求盛名。一个人如果被盛名所蔽那是非常糟糕的事情。有一点名气可以使自己满足，但绝不可追求更大的名气。追求更大的名气，必然会像胡适那样浪费掉大量时间。张学良先生晚年写过一句诗：“白发催人老，虚名误人深”。这话值得每个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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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0-24 08:5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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