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本的现状，步先生给出了较为理性的阐释，首先是战后对天皇的处理未究其战争罪，这一点其实无论是社会学学者、政治家拟或平民百姓，那怕心有不忿，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步先生却未能指出，天皇未在终战诏书中承认投降及海外战争的非正当性，才是个重大错误。日本是个国家、民族与宗教合为一体的国度，天皇有着非常独特的地位，他是整个大和民族的文化印章和精神灵魂，所以，不究其个人的战争责任，实际上已是对整个大和民族的生存权的认同，但由此而接受其以“终战”来逃避战争责任，则是当时战胜者的失策了，这也包括当时中国人的失策（国民政府）与失当（中共）了。

历史已然过去，但由于国际会最终未及时让日本人明晰其对战争应承担的国家责任，而日本人在潜意识中只承认有战败责任，故而对他们来说，所谓战争责任只是战胜者的强加和战败者的无奈，并非公平公正的历史结论。这其实才是是历史的必然。

话说回来，面对现实，一味地指责日本其实是非理性的，因为日本不是一个个体的的人，而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是一个单体文化的生存群体，所以，只能从让史实回归日本现实的角度去改变日本社会的整体思维，对一些结论性的东西，比如南京大屠杀，根本没必要去强调什么32万这种数字争议，也无需要去强烈关注靖国神社的影响，而应重点宣示日本的战争责任及国际社会免究天皇的考量，才能从正面给日本一个与国际认知并轨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