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先生实际上重点讲的仍是中国社会城乡二元结构的的现实问题。不管原因或理由是什么，新中国60年了，城乡差别仍是国人心中之痛。不管学者们从哪个角度去解读，有两个事实是客观上改变这个状况的基本条件。一是农民工的社会意义，一是农村（农民）的社（医）保。

    中国二亿多农民工，是农业人口向城市化转移的基本模式，将他们纳入城市人口统计，是缩小城乡差别的必须。转为城市人口的这部份人，一方面其生活水平贴近城市水准，另一方面，也可使农村土地承载生存人口密度大幅下降，使得农业人口的实际可分配收益得以上升。因此，促使农民工成为城市新移民，是中国消灭城乡二元结构的客观需要。

    中国传统上有个认知，贫苦孩子可以通过接受教育而脱贫。这是个很直观也很现实的理念，人们几乎从不质疑这一点。但是，现今社会已经悄然发生了一些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变化，大量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人在城里找不到与他们所受教育相关的工作，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以城市贫民的身份开始他们的人生，这也是新版读书无用论的真实注解。而把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扯出来，其实是为了说明这个社会观念长期以来模糊了人们对农民问题的正确认知。事实上当我们说农村穷，农民贫的时侯，只是把农村、农民直接与城市人口的生活作对比，因此，满怀同情地希望农家孩子好好读书以待将来脱贫。但是我们却很少去思考一下，个别农户因灾，因病及因祸一夜致贫才是农民最大的风险。现代社会，尤其是中国，社会保障更应当关注的问题，就是农民现有的生活不会因病致贫，防止极端清贫户的出现。说到底，农村脱贫是个需要政府、社会和农民长期努力才能改变的现实，而对农民因病灾等原因致贫的及时救济，则是政府对公民不可推卸的责任。没有这个条件，城乡差别的改变从何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