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投资银行转型为传统的银行控股公司，是此次金融风暴的始作蛹者的一个根本性改革，也是一个失败者只能接受的结局。郭先生从金融企业的破产这个角度来看金融风暴，自有其技术上的评判。不过，这个角度毕竟视角有限，所谓警示……

    郭先生讲了三点：

    第一点，他说美国这个金融危机，暴露了这个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局限性。他说，美国这个国家，它是采取一种举债消费，或者超前消费，也存在过度消费的现象。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真正能够形成美国经济过度举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以美元为核心的货币体系。

    这里有个问题，过度举债与货币体系有着怎样的关系？美国人的举债最关键的是向谁举债，一般传统上说美国经济是赤字经济，也就是说美国人只是向自己的未来举债。而以美元为核心的货币体系，应当叫作“以美元为核心的世界货币体系”。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如果没有合理的阐述，这个观点很难令人信服。换个场境，中国政府四万亿拉动内需，从本质上讲，也是一种赤字经济。与美国不同的是，美国人有办法从货币体系中获利而冲抵部份赤字压力，而中国才刚踏上赤字经济之途，在一段时期内，只有赤字经济之利而无赤字经济压力。关键是“以美元为核心的世界货币体系”对两者而言都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对美国人，它首先是一个成果，然后才是条件；对中国人，它只是一个外部条件。所谓“对美国它的这个货币管理方式，进行有效的监督”，其实与过度举债尚无明确的因果关系。

    第二点，他说结合美国次债危机，我们还要妥善处理好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那么虚拟资本的发展，不能脱离实体经济而单兵独进，我想这也是很重要一个方面。

    这个观点其实是撇开姓社还是姓资，直接探究经济规律的一个观察结果，应当说这里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可惜的是郭先生却把观察点放到了高级管理人员的激励机制上。的确，这也是一个问题，不过它在“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中，实在很难说上是一个“很重要一个方面”。因为，那怕你把激励机制取消，就业压力也会透过业绩统计迫使他们作同样性质的事。

    第三点，他认为针对这次金融危机，未来应加强和改善金融监管，使之与金融创新的步伐相匹配，并举例说：在这种双线多头的监管体系下，由于大家都能监管，那么这里边职责划分不清楚，同时呢，也缺少一个有利的牵头方，就使得在监管中出现了一些漏洞，或者说出现了一些监管的真空。当所有的贷款机构都给那些没达到条件，或者不具有偿还能力的人去放贷款的时候，你仍然信奉一种我不去干预你的具体经营的监管理念的话，这个时候，局部性的单个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就会累加成一种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实际上“缺少一个有利的牵头方”与“信奉一种我不去干预你的具体经营的监管理念”也不是同一个问题，它们只是解决同一个问题的两个具体做法。可用郭先生这种表述方法，人们反而会怀疑这个观点的合理性。

    看来，说重一点，郭先生的准备工作作的并不好，有点敷衍了事的感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