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先生给我们带来一个信息，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关心的也不单是如何兴盛，同样也关心因何衰落。比起大讲堂前几位说者，郭先生的选题显然更具现实意义。

以人口问题解读康乾盛世，这也是有别于传统史评的观点，更是有别于曾子墨所谓“帝王文化”观。清朝有政治、法律、经济和文化四个问题，郭先生以经济问题为主线展开，但却未作更进一步的分析（当然，纯经济政策的分析也许会令国人觉得丢脸），事实上，治国之策从来都是在多个方案中评估与选择中产生的，当时的中国，农业经济上挖潜已无可作为，出路有如今天一样只有二条，对内搞活、对外开政，与今天不同的是，当时的“外”是强盗们世界，要开放须得先自强，而清朝统治者很明白，自强就意味着要对内搞活，经济问题势必要转为政治问题。一是政权的合法性，二是专制与腐败，而政权的合法性正是满清王朝永远的心病，它直接约束了统治者对治之策的选择。吃饭问题，该做的都做了，通货膨胀，根本不懂，贪腐已成制度病，无药可治。在许多天真的国人眼中，学人外扩（那怕就叫侵略）也许会是一个好的选择，可别忘了，康乾盛世的代价是清人放弃其征战文化而全面吸纳汉地的农耕文明，政权的合法性忧虑和统治理论上的汉化，使得大清帝国早已远离其开疆先祖的观念与思维，再度外扩，不单没有征战的实力和军力，连征战的意识都只停留在“卸外敌”的层面上，外扩根本不可能成为国策的选项。

郭先生的解读，角度是理性的，但学术上仍沿袭了传统的方法，对习惯于传统思维的人，应当说还是很有启迪的，如果用更理性的方法来解读，或许愿意接受的人反而会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