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权与女权，应当有二重理解，仅就性别而向异性主张差异特权，可将所主张的权力内容冠之以男权或女权之名。但通常理解则往往在另一层面，当我们探讨“男权制”的社会意义时，重点其实已在“制”上，即便在今天中国，讨论男女平权问题时的参照系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男权制。男权制在中国是由孔子将其直接纳入儒学的伦理体系，而孔子只是直面社会现实以论。现实中，男女性别之差致使男性在以体能为基本生存能力的社会中占了先天优势，这种优势的延续和儒文化的确认和固化，形成了男权制在中国的基础。这在西方也有类似情形。但应当看到，男权制否定的只是女权在体制上的平等，在男性性别优势以外的领域，不可能否定女性的能力。女性的能力优势也同样是一个现实。因此在历史上，男权制可以否定女权，甚至歧视、压迫女性人身，但在这个制度的最高点，在所有专制制度的项点，那个皇上本人那里，问题回归到了男权与女权的平等话语环境里，制度（指男权制而非专制制度）在家庭伦理关系里出现了迷失，被中国人奉为精神支柱的儒学在这里也显得有些底气不足，于是我们看到，在男权制社会大环境下，在制度的项端却有了出现完全相悖情况的空间。至于清朝，本身是以军事强力入主中原，而军事强力在皇族内部亲情伦理关系上并无太大意义，儒学对其整个统治集团来说，只是一种拿来的外来文化，约束力大打折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所谓“皇室弄权”，这个“皇室”一词已经为女权、女性的能力保留了默认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