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学里，历史就是过去的真实，余先生则强调展现共通的东西，这很有趣，史记的著文方法大约也是如此。但有一个区别，司马迁只给我们留下了“记”而忘了告诉我们那段历史是“常道”还是“非常道”。

知识与文化在历史这个概念里是完全不同的，知识分子的作用应当作二分讲，传播知识是其一；提供思想资源是其二。就知识而言，二者应同时由知识分子担当，但就文化而言，中国近代社会的现实是扬弃传统文化，接纳西方文化，这就意味着事实上必然会产生一种新的文化，在新的本土文化尚未形成（严格讲，到今天我们仍无法说清现代中华文化是什么，只能泛说一句章子怡是现代中国的名片）之时，何以要求知识分子作什么呢？人类轴心时代的文化大师的出现，并非一种神迹，就同源的人类而言，进化的速率在自然状态下是一致的，轴心时代，既是自然演化的大结算，也是人类进入文化时代的开始，正是文化时代的到来，使得我们看到了文化的差异给人类带来的地域文明差异和社会发展速度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