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政治新秩序一种新的主权形式——帝国。新的主权形式正在出现，帝国是一个政治对象，他有效地控制着这些全球的交流，他是统治世界的最高权力。” 与“第一，美国要保持先发制人的权力。第二，美国的价值观是普世全球的。第三，保持不可挑战的军事力量。那么这是布什的所谓三大原则。”这二段文字表明了美国的现实立场和理论依据。这里有二个要点：一是美国将自已从西方文明的框架中解构出来，主倡的是“美式文明”；二是美式文明的文化渊源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还有二个问题：一是要区格文化与文明的区别，文化讲的是方式方法，是自我的生存法则，而文明讲的是理论依据，是族群往来的立场；二是文明除了主流，还有主体，尽管我们通常理解的西方文明是一个“整体”，但它毕竟只是部份族群的共同立场，因此在论及“国是”时，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主体间的差异。基于上述认识，汤先生以佛教入中国为例是不足以论证的，佛教是以文化入中国，现实中没有一个主体的实际接触，因此只属于文化交往（极端一点也只能说是文化侵略），与今天的文明冲突还是大有区别的。至于思想冲突则更属思想家和学者的辩争，与现实的冲突并非一回事了。换句话说：如果美国不与世界交往，它的文明又能与谁冲突？

回到“帝国时代”问题，首先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个现实，而并非某个文明主体的想当然。美国如果放弃“老大”立场，它的国内经济和民生必然会大大改观，这是其一；现实相对稳定的世界格局与全球反美的可能性和风险的权衡，这是其二；不能肯定，没有美国就不会有其它“老大”的出现，这是其三。然后才是人类社会在未来年代里对“人类文明”与“帝国时代”二种不同的理念的抉择。

“轴心时代新的飞跃”的观点并不可取，所谓“轴心的代”指的是思想的成就、文化的成熟和文明的成形。三者当中只有思想可以超越现实，它的承续会出现新的飞跃，文化和文明只是现实的投影，新世代的变迁，会有新文化和新文明的出现，文艺复兴时代虽然具有“轴心时代”的背景，但最终形成的是古希腊理性思想与以色列人性化宗教思想结合的新文化——西方民主思想，并不是希腊文化单体的飞跃。而宋明理学的世代则不具备“轴心时代”的条件，如其说其出现是儒学的飞跃，倒不如说是对儒学内涵的发掘和新解更恰当（“返本开新”）。所以，汤先生说“当今世界多种文化的发展，很可能是对两千多年前的轴心时代的又一次新的飞跃。”应当是指人类社会的大飞跃，是相对于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的新世代文化的出现。

文明之所以成为文明，有二个必然的特性：一是文化主体的合理性，尽管其理论体系的基点可能是非理性的或假定的；二是适用性，人类社会不同族群所抱持的生存法则各有不同，但存世的族群其生存法则必定是适于其生存的。由此，以中国传统文化构成的中华文明曾因我们对“落后了就要挨打”的认同而扬弁，实际上就是当时国人认为传统文化对现世生存不再适用所致。以今而论中华文明，应当有三个议题：一是我们没有自我，二是对西方文明所带来的问题产生了疑虑，三是重建中华文明与溶入人类文明的关系。

问题：仁爱精神文化ＰＫ现实人欲利益，会怎样？

      民族文化权利本身主张社会达尔文主义，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