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建党百年之际，不少文章和影视作品都提及一位被称为“一大卫士”的王会悟老人。

早在三十多年前，我在阅读茅盾的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时，就开始知道了王会悟其人。茅盾谈到他的童年时期：“父亲就把我送到一个亲戚办的的私塾中去继续念书。这亲戚就是我曾祖母的侄儿王彦臣。王彦臣教书的特点是坐得住，能一天到晚盯住学生，不象其他私塾先生那样上午应个景儿，下午自去访友、饮茶、打牌去了，所以他的‘名声’不错，学生最多时达四五十个。”“我的同学一般都比我大，有大六七岁的，只有王彦臣的一个女儿（即我的表姑母）和我年龄差不多。这个表姑母叫王会悟，后来就是李达（号鹤鸣）的夫人。”该书后面还谈到：“一九二０年七月上海共产党小组成立了。发起人是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玄庐、俞秀松。”“那时，上海共产党小组正忙着筹备出版一个党刊，李达任主编，我一参加共产党小组，他就约我写文章。”

此后，我在阅读叶永烈的《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实》时，又开始了解王会悟与中共“一大”的联系。书中谈到“博文女校怎么会成了中共‘一大’代表们的‘招待所’呢？原来，‘二李’（指‘一大’的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笔者注）与这所学校校长（黄绍兰）颇熟。”“李达的那位个子娇小的妻子王会悟，当过黄兴夫人徐宗汉的秘书，而徐宗汉是博文女校的董事长。李达也与黄绍兰认识。”“当黄绍兰听王会悟说：‘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一大’的九个外地代表对外用这样的名义）要借此住宿，一口就答应下来了”。此后，当“一大”会址引起法国巡捕的关注时，王会悟提出了转移至嘉兴南湖的建议，该书这样写道：“她（王会悟）不是中共‘一大’代表，（但她）是丈夫李达的得力助手。打从开始筹备会议，她就帮助李达东奔西走，安排代表住宿。这时，看到代表们聚集在她家，一副焦急的神态，她也就说道：‘我是浙江桐乡县人，紧挨着嘉兴。我在嘉兴师范学校读过书，对嘉兴很熟悉。嘉兴有个南湖，离火车站很近，湖上有游船可以租。从上海到嘉兴，只及上海到杭州的一半路。如果到南湖租条船，在船上开会，又安全又方便。”正是采纳了她的建议，“一大”才得以安全地继续举行。

但以前我对王会悟的了解仅止于此，最近集中翻阅了一些资料，并观赏了电视连续剧《大浪淘沙》，这位老人在我的面前逐渐变得清晰和鲜活起来，不禁肃然起敬。

王会悟出生于1898年，13岁时就接替病故的父亲在家乡办学。五四运动后来到上海，不久担任时任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会长徐宗汉的秘书。她认识正在参与建党的李达，两人志同道合，于1920年结为伉俪。1921年她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是最早的团员。

王会悟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共“一大”上海举行期间，她一直担任警卫工作。会议转移南湖后，她依旧在船头望风。中共“二大”依旧在上海举行，而且就选择在她和李达的家（当时为公共租界内的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举行，她在门口抱着刚出生的孩子，再次担任警卫工作。此后，她曾参与创办了中共最早的妇女刊物《妇女声》和上海平民女子学校。

大革命失败后，王会悟与丈夫李达依然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编辑出版了大量马克思著作。1937年5月，李达撰写并出版了《社会学大纲》这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王会悟之后设法将它寄给了延安的毛泽东。毛泽东认为这是一本好书，将它读了十遍，并写了3500字的批注。

限于文章的篇幅，我不准备详尽地叙述王会悟的生平事迹了，但从以上粗略的勾画中，可以看到一个接受真理的熏陶，并坚守理想的普通女子能够发挥怎样的能量。她虽然已经逝世28年了，但值得人们长久的怀念。

　　　　　　2021，7，6于上海

明天，我将去外地作了一次短暂的旅行，期间不再上网，特告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