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短暂的写作生涯中（四年多一点），有两个半人激励过我。
第一个人是林长治。
我上大三的时候，同学都在看他写的《沙僧日记》，我也借来看，感觉很惊异，因为我觉得他写得很烂。我对同学说：“如果林长治能出书，我也能。”不过没有人相信我，因为那时我一篇文章都没写过（除了中学语文课上的作文）。其实我也是随口说说，那时的我天天上网聊天，看电影，玩游戏，不但从来没写过一个字，更对网络上的BBS、论坛什么的一窍不通。
上大四的时候，课程很少（大四之前我也很少上课），于是天天去图书馆借书看，后来就开始写字。一开始写一些风花雪月无病呻吟的情感小文，没想到很受女生欢迎，经常有女同学向我反映，看我的文章看哭了。当然，现在再看这些文章，其中的幼稚和肤浅，连我自己都脸红。
2003年的时候，大学毕业前夕，我在中央六重看了一遍《新龙门客栈》，酝酿了几天之后，写了一篇对我来说空前长度的小说（不能说绝后，因为此后我写过更长的），叫《刁不遇传奇》，描写的是《新龙门客栈》里一个配角——快刀鞑子，文章大约一万八千字，我基本没打草稿，边写边想。
写完之后我把它贴到了网上，受欢迎的程度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许多网站和论坛都转载了这篇小说。
这篇小说把我从一味模仿的圈子里拉了出来，基本奠定了我后来的写作风格。前几天，我又重看了一遍，觉得这是我现在写不出来的。
后来我又陆续写了一些风格类似的小说，再后来，有出版社看中了我的小说，跟我联系出书的事宜，最初接到出版社的电话时，我犹在梦中，因为压根没想到我也能出书。
《郭靖的迷幻青春》是被我从6000字扩写到12万字的，出版之后市场反应不温不火，远不如被我鄙视过的林长治的《沙僧日记》火爆。可是我还是坚持认为：我写的比他好。
感谢林长治，是他给了我写字的信心。
第二个人是赵丽华。
很多人在嘲笑她，其中可能包括相当一部分自己也写诗的人。其实我倒觉得赵丽华真的功德无量，她几乎以一己之力，拉近了诗歌与普通人的距离。而在这之前，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诗歌是高高在上的，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是与他们没有丝毫关联的。赵丽华以一种莫名其妙的姿态走红之后，一夜之间，所有人都发现：诗歌原来并不多么神圣啊！原来我也可以当诗人啊！
一门艺术，如果永远是阳春白雪，永远是少数人的特权，那这门艺术永远也强势不了。赵丽华把诗歌从天上拉到地下，我相信，只要敢写，中国有的是好诗人。
当然，我从前偶尔也偷偷写诗，并且感觉像手淫一样，很隐秘，不希望别人知道。是赵丽华让我可以走到阳光下。
第三个人，或者说那半个人，是史蒂芬·金。
我最近在读他的《肖申克的救赎》，非常非常喜欢——至少前两篇小说《肖申克的救赎》和《纳粹高徒》是如此。
史蒂芬·金27岁的时候，已经大学毕业两年，已婚，育有一子一女，全家人住在一辆拖车里。他好容易在高中找到一份教职，入不敷出，暑假里还得到洗衣厂打工。他的卡其裤已经快装不下日益向外扩张的啤酒肚。
他喜欢写作，但是对自己没有信心，因为他的趣味很独特，只喜欢写稀奇古怪的恐怖故事，吸血鬼、僵尸、活死人……他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喜欢他的故事。
但是他最后还是成功了，在他的妻子把他的《魔女嘉莉》的手稿从废纸篓里找出来之后。
感谢史蒂芬·金，是他让我懂得和学会了坚持。
之所以说是半个人，是因为虽然我们有着累死的恶趣味，但是史蒂芬·金的才华和水平，我再过个一百年也难以望其项背啊——这很让人绝望。
关于我的写作风格，首先我得承认，我在相当程度上受到王小波的影响，但那是在大学毕业之后。最初影响我、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作家，是一个叫刘静的人。
我上初三的时候，在家里一本破旧的《解放军文艺》上，看到一篇叫做《父母爱情》的小说，喜欢得无以复加，幽默的笔触每每让我捧腹大笑。小说的作者叫做刘静，至今我也对她不甚了解，也不知道她还写过别的什么作品，但是那篇小说我反复读过不知多少遍。
2004或者2005年的时候，《半岛都市报》的副刊连载过这篇小说，据说姜文要把这篇小说拍成电影，我看到消息后嘿嘿一笑：他们发现这篇小说，比我晚了整整十年啊。
优越感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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