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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在哪里？——说说离人们渐行渐远的武侠电影
(2006-11-06 08:12:55)
1991年，徐克在《东方不败》中借任我行之口牛哄哄地告诉世人：“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的确，那时候正是“江湖”最盛行的时代，也是武侠电影最好的时代。香港的新派武侠电影在上世纪90年代初达到了巅峰时期，出现了大批的传世经典。然而，就在短短的几年之后，作为香港电影标志之一的武侠电影却江河日下，尤其是随着97前后大批优秀的香港电影人征战好莱坞，更是让武侠电影几乎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
可是到了2000年，武侠电影的命运突然出现了戏剧般的转折。当李安骄傲的捧起那尊小金人时，他绝对不会想到，《卧虎藏龙》的成功会让武侠电影这一原本行将就木的中国电影类型重新焕发出生命力。打那以后，内地最知名的几大导演纷纷下水，试图在武侠这块对自己而言陌生的领域中来个名利双收。一时间，《英雄》、《天地英雄》、《十面埋伏》、《无极》直至最近的《夜宴》以及即将上映的《黄金甲》纷纷出场，武侠电影的全面复苏似乎已经到来。
然而，渐渐地我们发现，这些个美轮美奂的本土武侠电影距离我们心中的武侠记忆是那么的遥远，我们无法从中找到当年为之心动为之热血沸腾的那种东西。我把其称之为“武侠精神”。我们的本土武侠电影拥有充裕的资金，拥有先进的技术，拥有最优秀的武术指导，却唯独缺少了作为武侠电影灵魂的武侠精神。正是这个原因，让内地的武侠电影看起来始终是怪怪的。
对于武侠题材，中国人是很有一种深深的情结的。我们有多少人不是读着金庸的小说，看着徐克的电影长大的？不过要是问起来什么是武侠精神，恐怕思考过这个问题的人并不会太多。提起武侠，首先想到的两个字一定是“江湖”。而最典型的“江湖”事件无非就是夺宝和寻仇。如果说这就是武侠精神的话，恐怕没人会赞同。想来想去，最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对武侠精神的诠释大概就是《射雕英雄传》中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了。这是从郭靖这个理想化的大侠身上套下来的标准,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符合主流价值观的定义，尽管它并不是一个正确的定义——我们不能说不涉家国天下的《笑傲江湖》是一个缺失武侠精神的武侠故事。
如果要追根溯源说武侠的话，大概还得从太史公的《刺客列传》说起。荆轲之刺秦王、聂政之刺侠累、专诸之刺王僚，甚至于为了替故主报仇而自残的豫让等等，从他们身上，我们发现驱使他们去当刺客做侠士的只有一个观念——“士为知己者死”。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早期侠客的精神支柱在于获得其他人尤其是有一定社会地位者的承认和尊重。他们往往会为了所谓的“知遇之恩”而慷慨赴死。其实说到底这还是一种典型的愚忠思想，他们忠得毫无保留，包括放弃自己的独立人格，这一点与后来的武侠精神基本上是大异其趣的。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些武侠人物，他们最主要的特点应该是其对于独立人格的追求，想自己所想，行自己所行。无拘无束，逍遥自在的生活，是我们从所有这些武侠人物身上所能感受到的最共性的东西，也就是我所谓的武侠精神。“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李白《侠客行》中的这两句，传神的勾勒了一个快意恩仇的江湖世界。但是很明显，这样一个世界是不受统治阶级欢迎的，“侠以武犯禁”是根本原因，武侠精神骨子里就带着追求自由反对专制的分子。同样的，武侠文化也不会受到主流“文化精英”的认同。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即使是现在，这种状况依然未见得有多大的改观。
有多少人将武侠小说视作文学作品？甚至有人以为武侠小说连小说都算不上。就算是集武侠小说之大成的金庸作品也是最近几年才逐渐进入主流评论界的视野之中。文学界如此，电影界同样如此，若论对香港电影的贡献以及个人成就之大，恐怕无人能出徐克之右。但是老怪在金像奖上失意多少回？金像奖欠老怪的实在太多，可能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武侠惹的祸。在香港尚且如此，在内地就更不待多言了。内地的电影人恐怕很长一段时间里对武侠电影根本就不屑一顾的。
然近几年来，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内地电影人终于也做起武侠电影来了。这是否代表他们终于认同武侠电影了呢？未必。他们只是借用了武侠的外壳，讲述自己的“大道理”。《英雄》讲的是张艺谋的历史观；《十面埋伏》讲的是爱情的残酷和虚伪；陈凯歌试图在他的《无极》世界里表现命运这个主题；说惯了段子的冯小刚炮制出一顿《夜宴》书写政治寓言；《黄金甲》只怕同样是带着野心而来。比较起来，目的比较单纯的，倒是要数何平的《天地英雄》了，直接就是《夺宝奇兵》的翻版，影片最后的“超自然灵异现象”恐怕也是从《夺宝奇兵》系列中的获得的灵感，只可惜它实在是太像《夺宝奇兵》了，而距“武侠”却有些遥远。
带着各种各样的野心，内地的导演们拍出了各种各样的“武侠电影”，却没有人肯老老实实的拍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武侠片。我不知道他们是由于缺乏武侠文化的熏陶而拍不出来还是压根儿就不屑于拍，也许是两者兼而有之也说不定。他们的所谓武侠电影其实只是他们的创作意图与商业利益媾和的结果——结果就是四不像。其实要是真正追究起来的话，李安的《卧虎藏龙》也不是我们所熟悉的武侠电影。玉娇龙的追求个性自由与李慕白因循守旧的性格之间的矛盾，放大以后正是李安一贯擅长的中美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冲突。那为什么李安获得了成功呢？这还是因为台湾电影的武侠氛围好于内地电影的缘故。台湾的武侠电影成就虽然比不上香港，但毫无疑问要比内地高得多，至少他们也出过胡金铨这样的大师。有着这样的土壤，台湾导演的武侠素养肯定比内地导演要高，借武侠以言志无疑也更为驾轻就熟。
武侠电影能否重新焕发出青春，更重要的恐怕还是观众的需求。过去的统治阶级与文化精英不欢迎武侠，但是老百姓们喜欢。因为“江湖”提供了一个假想的自由天地让自己能发泄一下在现实中所受的鸟气。我们现在还需要这样的假想世界吗？欧洲中世纪的时候盛行骑士小说，但是文艺复兴到来后，一部《唐吉珂德》将骑士小说彻底打入故纸堆中。当自由可于现实中寻到的时候，我们还需要借着江湖故事来YY吗？如果我们还需要武侠电影，或许对武侠电影来说是好事，但是恐怕却非百姓之幸事。去年，徐老怪以一部《七剑》回归武侠传统，凝眸看去，竟有恍如隔世之感，评论界对老怪的回归也是褒贬不一。幸或是不幸，有谁能说得清?
如果我们依然需要武侠世界，那么内地武侠电影将会继续做下去，我们的电影人也一定会熟能生巧，最终炮制出为大家所喜闻乐见的武侠电影；如果我们不再需要武侠电影了，那我们的电影人迟早有一天会找到比武侠更好的载体来阐述自己的意图，而武侠电影也将像西部片一样逐渐消亡。徘徊于十字路口的武侠电影，你将何去何从？
可是到了2000年，武侠电影的命运突然出现了戏剧般的转折。当李安骄傲的捧起那尊小金人时，他绝对不会想到，《卧虎藏龙》的成功会让武侠电影这一原本行将就木的中国电影类型重新焕发出生命力。打那以后，内地最知名的几大导演纷纷下水，试图在武侠这块对自己而言陌生的领域中来个名利双收。一时间，《英雄》、《天地英雄》、《十面埋伏》、《无极》直至最近的《夜宴》以及即将上映的《黄金甲》纷纷出场，武侠电影的全面复苏似乎已经到来。
然而，渐渐地我们发现，这些个美轮美奂的本土武侠电影距离我们心中的武侠记忆是那么的遥远，我们无法从中找到当年为之心动为之热血沸腾的那种东西。我把其称之为“武侠精神”。我们的本土武侠电影拥有充裕的资金，拥有先进的技术，拥有最优秀的武术指导，却唯独缺少了作为武侠电影灵魂的武侠精神。正是这个原因，让内地的武侠电影看起来始终是怪怪的。
对于武侠题材，中国人是很有一种深深的情结的。我们有多少人不是读着金庸的小说，看着徐克的电影长大的？不过要是问起来什么是武侠精神，恐怕思考过这个问题的人并不会太多。提起武侠，首先想到的两个字一定是“江湖”。而最典型的“江湖”事件无非就是夺宝和寻仇。如果说这就是武侠精神的话，恐怕没人会赞同。想来想去，最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对武侠精神的诠释大概就是《射雕英雄传》中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了。这是从郭靖这个理想化的大侠身上套下来的标准,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符合主流价值观的定义，尽管它并不是一个正确的定义——我们不能说不涉家国天下的《笑傲江湖》是一个缺失武侠精神的武侠故事。
如果要追根溯源说武侠的话，大概还得从太史公的《刺客列传》说起。荆轲之刺秦王、聂政之刺侠累、专诸之刺王僚，甚至于为了替故主报仇而自残的豫让等等，从他们身上，我们发现驱使他们去当刺客做侠士的只有一个观念——“士为知己者死”。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早期侠客的精神支柱在于获得其他人尤其是有一定社会地位者的承认和尊重。他们往往会为了所谓的“知遇之恩”而慷慨赴死。其实说到底这还是一种典型的愚忠思想，他们忠得毫无保留，包括放弃自己的独立人格，这一点与后来的武侠精神基本上是大异其趣的。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些武侠人物，他们最主要的特点应该是其对于独立人格的追求，想自己所想，行自己所行。无拘无束，逍遥自在的生活，是我们从所有这些武侠人物身上所能感受到的最共性的东西，也就是我所谓的武侠精神。“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李白《侠客行》中的这两句，传神的勾勒了一个快意恩仇的江湖世界。但是很明显，这样一个世界是不受统治阶级欢迎的，“侠以武犯禁”是根本原因，武侠精神骨子里就带着追求自由反对专制的分子。同样的，武侠文化也不会受到主流“文化精英”的认同。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即使是现在，这种状况依然未见得有多大的改观。
有多少人将武侠小说视作文学作品？甚至有人以为武侠小说连小说都算不上。就算是集武侠小说之大成的金庸作品也是最近几年才逐渐进入主流评论界的视野之中。文学界如此，电影界同样如此，若论对香港电影的贡献以及个人成就之大，恐怕无人能出徐克之右。但是老怪在金像奖上失意多少回？金像奖欠老怪的实在太多，可能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武侠惹的祸。在香港尚且如此，在内地就更不待多言了。内地的电影人恐怕很长一段时间里对武侠电影根本就不屑一顾的。
然近几年来，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内地电影人终于也做起武侠电影来了。这是否代表他们终于认同武侠电影了呢？未必。他们只是借用了武侠的外壳，讲述自己的“大道理”。《英雄》讲的是张艺谋的历史观；《十面埋伏》讲的是爱情的残酷和虚伪；陈凯歌试图在他的《无极》世界里表现命运这个主题；说惯了段子的冯小刚炮制出一顿《夜宴》书写政治寓言；《黄金甲》只怕同样是带着野心而来。比较起来，目的比较单纯的，倒是要数何平的《天地英雄》了，直接就是《夺宝奇兵》的翻版，影片最后的“超自然灵异现象”恐怕也是从《夺宝奇兵》系列中的获得的灵感，只可惜它实在是太像《夺宝奇兵》了，而距“武侠”却有些遥远。
带着各种各样的野心，内地的导演们拍出了各种各样的“武侠电影”，却没有人肯老老实实的拍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武侠片。我不知道他们是由于缺乏武侠文化的熏陶而拍不出来还是压根儿就不屑于拍，也许是两者兼而有之也说不定。他们的所谓武侠电影其实只是他们的创作意图与商业利益媾和的结果——结果就是四不像。其实要是真正追究起来的话，李安的《卧虎藏龙》也不是我们所熟悉的武侠电影。玉娇龙的追求个性自由与李慕白因循守旧的性格之间的矛盾，放大以后正是李安一贯擅长的中美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冲突。那为什么李安获得了成功呢？这还是因为台湾电影的武侠氛围好于内地电影的缘故。台湾的武侠电影成就虽然比不上香港，但毫无疑问要比内地高得多，至少他们也出过胡金铨这样的大师。有着这样的土壤，台湾导演的武侠素养肯定比内地导演要高，借武侠以言志无疑也更为驾轻就熟。
武侠电影能否重新焕发出青春，更重要的恐怕还是观众的需求。过去的统治阶级与文化精英不欢迎武侠，但是老百姓们喜欢。因为“江湖”提供了一个假想的自由天地让自己能发泄一下在现实中所受的鸟气。我们现在还需要这样的假想世界吗？欧洲中世纪的时候盛行骑士小说，但是文艺复兴到来后，一部《唐吉珂德》将骑士小说彻底打入故纸堆中。当自由可于现实中寻到的时候，我们还需要借着江湖故事来YY吗？如果我们还需要武侠电影，或许对武侠电影来说是好事，但是恐怕却非百姓之幸事。去年，徐老怪以一部《七剑》回归武侠传统，凝眸看去，竟有恍如隔世之感，评论界对老怪的回归也是褒贬不一。幸或是不幸，有谁能说得清?
如果我们依然需要武侠世界，那么内地武侠电影将会继续做下去，我们的电影人也一定会熟能生巧，最终炮制出为大家所喜闻乐见的武侠电影；如果我们不再需要武侠电影了，那我们的电影人迟早有一天会找到比武侠更好的载体来阐述自己的意图，而武侠电影也将像西部片一样逐渐消亡。徘徊于十字路口的武侠电影，你将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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