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怀古说》一文内提到五十多年前就懂得背诵杜牧的「折戟沉沙……」，而该文又说明是「六十有感」。一些读者屈指一算，那时我还不到十岁，怎可以「折戟沉沙」一番，背诵什么「铜雀春深锁二乔」？

我不是一个背诵天才，但认为每个人在少小时的背诵能力特别强。少小时没有烦忧，脑子里没有牵挂，没有污染，只有一片天真的纯洁，什么诗词歌赋之类，是很容易在记忆中刻上去的。

我懂得背诵整首《长恨歌》、《琵琶行》、数以百计的诗词、苏东坡的前、后《赤壁赋》、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王勃的《滕王阁序》等诗文时，只有七、八岁。当时我不明白其中的内容，字也不识得几个，但就是懂得背诵。

事情是这样的。抗日战争期间，母亲带着我们六个孩子在广西逃难，在桂林、柳州一带逗留大约一年，然后逃到平南，步行十多个小时，抵达一个名为哪沙的村落，在那里住了一年多。

哪沙是「如假包换」的穷乡僻壤。那里的村民不相信世间有汽车、火车，飞机更不用说了。更「僻」的是，这村子里没有谁识字的，所以没有笔墨，也没有纸张。母亲总是希望我们能继续求学，但连纸笔也没有的地方，怎么办？

好在机缘巧合。跟我们一起逃难到哪沙村去的，有五名男子汉，都是「性格人物」。我记得一位是画家（曾用烧焦的木炭替我在墙上画了些「造像」）；一位是打功夫的师傅；一位懂英语，是阿Q所说的假洋鬼子；一位懂中药，教过书，沉默寡言。还有一位是姓邓的，曾教古文维生，整天书空咄咄。

这邓老师很八股，整天在哦哦地吟诵。他身无长物，但带着一堆诗词歌赋与古文之类的书本，一有空就拿起来哦呀哦的。在哪沙，我们大家都无所事事，因此邓老师「口水多过茶」，天天以吟诵自娱了。

我那不识字的母亲听说邓老师有点学识，就要我们跟他学习，但真正从邓老师那里学到一点什么的，就只有我一人。这往往是因为每个天黑而不能出外玩耍的晚上，邓老师朗诵一句诗、文，我就「依样葫芦」照样朗诵一句。字音或长或短，或速或缓，但没有或高或低的，两人一起咿咿哦哦，倒很过瘾。一年多的晚上差不多都是这样度过的。

由于没有纸笔，邓老师只好教我这样背诵。可能是因为我当时只有七、八岁，他从来没有向我解释诗文的内容。我开始明白有关的内容，是好些年后的事，而因为懂得背诵，久不久就把记得的诗、文在脑中转来转去，这样，对内容的理解、体会遂与日俱增。是的，例如一些辛弃疾的词，我今天的领悟比三十年前我拿博士衔时深入得多。要不是我在少小时就懂得背诵，多年以「记忆」来慢慢消化，这领悟是不容易达到的。

从个人的经验所得，我认为在语言文化的教育上，我们不妨仿效一下往日的传统学习方法。其中之一就是，在童年记忆力特强的日子里，求学的应该多点背诵。不要在解释上大费思量，吹毛求疵的解释更要避免，让儿童「背」了再作道理。如果童年时不这样做，长大后脑子给其它杂事塞得满满的，要「背」要记，就不容易了。

除了协助与日俱增的理解和领悟，多背诵一些诗、文的佳篇，还有两个重要的好处。

其一是在需要时，要运用得好，背诵——有助于记忆的背诵——几乎是不可或缺的。比如我今天以中语写文章，引用古今之句来点缀、过瘾一下，毋须翻书籍。假如我要寻书觅句，运用起来岂不是格格不入、文气大「伤」？

事实上，我是在一九八三年末，四十八岁时，才正式开始用中语写文章。如果我不是在童年时下过一年多的背诵功夫，文体可能目不忍睹。

其二，写文章，文「气」很重要。背诵古人的佳作，文气的感染是很自然而无可避免的。中文如是，英文也如是。在美国念大学，学英文，我就找一些佳作，实行背诵。因为年纪大了，背得很辛苦，但还是背了一些。有朋友问过：「你的英文写作是怎样学来的呀？」说来话长，我就只简单地说：「背诵《圣经》的《创世记》。」

今天香港的大学生，一般地说，智力皆属不凡，然而中、英文写来都很有问题。我认为这困境的存在，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在中学时，他们读书是为了应付会考，而且试题是他人所「出」，因而文学老师不敢自我发挥，不敢以自己的才华来「影响」学生，恐怕学生「会考」不及格。（这一点对文学比对科学更具杀伤力。）其二，学生在童年之际，今天的语文老师较专注于解释内容，而忽略了每天要儿童背诵一两段上佳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