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从事学术研究的人，花了一年半载的心血作研究，写完了文章，或一本书，就会觉得若有所失，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空虚」。也许这是脑力与劳力的不同之处吧？

我在一九八五年五月发表了《为一丝希望写文章》，完成了二十篇关于中国制度改革的论文，再贾其余勇，花了一个月时间将《中国的前途》整理成书，难以形容的「空虚」又照例地来临了。这感受我是惯了的，但这一次有点特别。我已年近五十，好的创作日子无多。

记得四十岁那一年，我无意中读到史德拉的关于经济学者的「最佳创作年龄」的统计数字，曾对自己说，到年近五十时，我多年来所积聚的理论思想就不能再等了，要倾全力出击。七十岁的人还写得出好的经济学文章，但有创作性的重要作品呢，五十五岁之后是史无前例的。如今既已年近五十，我想，就算我得天独厚，可以写得出石破天惊的论文的日子，最多也不过四、五年而已。

所以在《中国的前途》完工后，我就来一次「沙场秋点兵」，计算一下我积聚下来而自己认为是非写出来不可的「剩余思想」。但屈指一算，写出这些作品一共需时八年！一时间心乱如麻，也体会到高斯的困境：他有多个想了几十年的题材，文章还未问世，但他已七十五岁了。

那是去年六、七月间的事。不得已而求其次。我想，在学术上搞了这么多年，多三几篇国际性的文章，对自己的事业前途无足轻重；没有「里程碑」水平的，不写也罢。我于是决定花点时间，把要写出来的「剩余思想」权衡轻重，然后逐步由重要的写起，写到哪里就是哪里，尽己所能，心安理得，也就算了。言行一致，什么事我都以自我为出发点。能写下自己认为是重要的思想，使后来的人能加以改进，我就不会埋怨自己有负教导我的人的期望——这不是自我是什么？

那是去年夏天的事了。恰巧在那时，深圳特区出了问题。什么「输血」、「拔针头」的大字标题，在香港的报章及杂志上触目皆是。我当时想，经济特区其实没有什么特别，但毕竟「特区」是中国开放的代表作，若不成功，中国的前途又会怎样？虽然这么想，我的集中力还是放在那些「剩余思想」的处理问题上。

有一位在新华社工作的朋友，是我四十年前在佛山念书时的师姐。她念高三时我是小六；但因为我的顽皮远近知名，她倒记得我。由于这点微妙的关系，近几年来我们见面时就多谈几句。又因为大家都喜欢说说往事，在不知不觉中就有了姊弟之情。

去年八月初，跟这位师姐谈起深圳的问题，我建议假若能得到中国的合作，毫无保留地给我所需的关于深圳的资料，而又不干涉我要发表的意见，我会考虑用一年的时间去分析深圳的经验的。这是强人所难，就是香港政府也难以这样「开放」，我又何妨口出大言？毋须付出代价的建议或承诺，与「慷他人之慨」，看来有异曲同工之妙！

岂料到了九月，师姐给我电话，说我所要求的半点问题也没有。这把我吓了一跳。几天之后，深圳派了两位先生来见我，用语肯定，转述那边对我的要求完全接纳。我还是半信半疑，请他们把我写的两本书——《卖桔者言》与《中国的前途》——带返深圳，指明要让那里的主事人先看。我想，我对共产政制的观点，明显不过；虽然书中这些观点都是学术性的，但毕竟措辞尖锐，得理不饶人，而有感而发的牢骚又往往跟分析连在一起，要他们接受也非易事。

去年十月，我到深圳会见那里的有关人士，再三重复对资料开放与言论自由的要求，想不到他们再三加以肯定的承诺。我提出了要在深圳雇用三位助理研究员的条件，他们也同意了。

回到香港后，我跟两位朋友进午餐时，无意间透露此事，说自己如何口出大言而「惹祸上身」，可能要花一年或以上的时间作深圳特区的研究。我又说到需要一笔经费。过了几天，其中一位朋友告诉我，她跟查济民先生说了；查先生认为这项研究有意思，乐意资助。我后来会见查先生，谈天说地，而关于研究经费的事只说了那么一两句（其实，为了研究中国而向人提出任何要求，我当时是相当犹豫的）。但不久之后，查先生却把一张捐赠给香港大学的支票寄来了。作为一项研究金，港币数十万元不算很大的款项。而令我佩服的是，查先生一概不过问，毫不顾虑，没有任何附带条件。这态度，在今时今日的香港是不容易见到的。

有了中国的承诺与查先生的资助，我怎能裹足不前、临阵退缩？既然「弄假成真」，我又何妨「将错就错」，把「剩余思想」转为「再论中国」？我也想起四年多前高斯对我说过的话：「选择研究题材是一项赌注，哪个题材是重要的，事前往往难以定夺；但假若你一定要作出取决，我的答案是，我再也想不到哪一个题材能比中国的制度改革更重要！」这样，我的选择就决定了。

中国的思想开放是真的。当我跟朋友如此说时，他们都有怀疑。有些不了解我的新交，竟然联想到「统战」那方面去。当然，目前还有很多的中国人，作茧自缚，不敢畅所欲言；国内的传播媒介，还是报喜不报忧，浪费了重要的资源，也对中国青年的知识大有损害；而某些香港人的言论，越来越莫名其妙，往往深不可测。但这一切，都不足以证明我的观点是错了的。

反而从深圳实地调查研究所获的经验，却有力地支持着思想开放这一观点。我的调查作风从来不变——单刀直入，百无禁忌——而在国内我不觉得我这作风是需要改变的。深圳的主事人显然是言而有信的：他们对我要调查或索取哪一些资料，从来不加以婉拒。从事实证研究工作二十五年，资料的可靠与否我一目了然，本领再大也瞒我不过。这种明来明去的合作，不是思想开放是什么？

深圳的研究工作只做了几个月，我就发觉这经济特区有两个事前没有想到的特点，增加了这项研究的重要性。第一，可能因为深圳与香港为邻，那里的演变现象比国内其它地区的有较大的极端性。这就是说，办得较好之处和遇到的困难，都远比其它地区显著。同样，深圳的兴盛与倒退，一上一落，也特别令人瞩目。从经济研究的角度看，比较极端的现象倒是大有帮助的，因为研究者不需观察入微才能抓着要点，也不需依靠详细的数字来衡量情况的演变。另一方面，比较极端的现象能让我们有一个可靠的准则，藉以理解国内其它地区的不大明显而又有同类性质的演变。换言之，很多有关深圳的经验，其实是中国经济整体的「聚光」写照；若不研究深圳，我们就会忽略了其它地区的不太明显但却甚为重要的发展。

深圳的第二个重要特点，就某方面而论，它确是邓小平所说的试验区。这不是说深圳所行的某些政策是国内所无（除了一些不太重要的「特惠」及特别受到中央的「关注」之外，特区没有一个与中国他区不同的制度），而是说，中国所试行的新政策，在深圳往往较有力地推行。因此，研究深圳，可使我们较易推断中国制度改革的去向。

是的，上述研究的最大收获，是我们可以从深圳的角度去看中国的制度转变，以及这个转变所遇到或行将遇到的各种困难。这可以说是深圳对中国的一大贡献。但在我个人来说，经过了八个月的研究，要开始作具体的分析了，我究竟应从哪一方面下笔呢？写中国，还是写深圳特区？当然，中国的整体比深圳重要。但我这些日子来所累积的关于该经济特区的数据，怎可以弃而不用呢？

我想了很久，就决定了如下的解决办法，把文章分为两个系列：先写《再论中国》，然后再写深圳及其它地区的经验。前者以理论为主，以事实资料为辅，论点是集中于中国改革的困难，而且尽可能提出一些可行的解决办法。后者以地区的资料及经验为主，以理论分析为辅，而论点也是偏重于「困难」那一方面，虽然值得一赞的地方我是不会低贬的。

文章是写给一般读者看，我会尽可能将理论简化。话虽如此，有些文章读者要多看几遍才能体会其意的吧？另一方面，我不认为作调查研究的人的艰苦经验，一定要让读者分担的。所以关于数据的处理，我不会不厌其详地「表达」无遗。我只会将自己消化了的资料的大概，像「故事」般陈述。图表及脚注都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