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最近才知道千家驹先生于去年九月三日谢世，九十三岁，长寿。我与先生不很相熟，见过几次面，谈过好几个小时，欣赏这位老前辈。

八十年代中期，我全力为中国的经济改革作研究，写了不少文章，提出一些建议。这个时期我屡次听到先生的名字。一九八六年左右，收到一本书，是先生著的，签了名送给我。文笔好，有文学家的水平，而字里行间其情甚真，其意极长。虽然我不同意某些经济分析，但体会到先生是性情中人，对国家有赤子之心。意见不同没有什么大不了，重要的是先生和我同样地希望中国会好起来。

自己写过不少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文字，赞赏有之，批评有之，痛骂有之，但记不起写过半句不希望中国兴盛起来的话。我这一辈曾经在国内捱饥抵饿的，儿童朋友饿死八八九九的，不可能有其他意图，不可能有其他希望。先生比我年长二十六岁，经历过的辛酸日子比我多。读先生的文章，感到先生的希望与我的相同。

一九八七年，在港大，收到朋友的通知，说先生要接见我。赶到当时在信德中心的酒店房间与先生畅谈两个小时，都是关于中国经改的事。意见不同的是我坚持解除所有外汇管制，先生却认为这管制是必须的。两年后再会面时，先生的观点改变了，说读了我的文章，也明白佛利民的分析与观点，同意外汇管制需要尽快解除。

我为这件事对先生肃然起敬。这可不是因为先生同意我的看法——君子大可和而不同——而是当时先生龄高八十，经济思维源自马列传统，怎还可以考虑佛老和我的分析而改变了数十年的成见？其后大家久不久见面，谈的都是国家的发展大势，但觉先生气节凛然，使作为后辈的我有了一个榜样。

最后一次见到先生，是一九九三年六月，在香港大会堂低座与陈复礼、简庆福、何藩等举行「四友摄影联展」。开幕酒会是黑色雷暴的黄昏，到会者六百余人，士女云集，周南剪彩之后，见到先生也在场助庆。因为宾客多，只能与先生作短倾谈。该年十月，佛利民夫妇和我到中国一行，顺便到北京拜访江总书记。回美前佛老途经香港。知道先生欣赏佛老，我要求朋友安排大家见见面。可惜先生当时不在香港，二老缘悭一面。

先生差不多渡过整个二十世纪，那是人类历史的多事之秋。作为中国人，这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都不好过：兵荒马乱，饥寒交迫，主义纷纷，口号频频，贪官污吏，政权斗争。有良知与智慧的中国人生长于这个时代只有两个选择：要不是倒下去；要不是站起来。先生是站起来的。

可幸上苍还是仁慈的。二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一日千里，到今天，欣欣向荣的地区在神州大地似火燎原。先生于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年头谢世，见到这番景象，死可瞑目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