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健

——《学人印象》之五

周文业

欧阳先生是特点十分鲜明的学者，在众多研究古代小说的学者中十分少见。

我在前面“古代小说版本数字化起步”一文中提及，我第一次和欧阳先生会面是1999年参加清徐《三国演义》研讨会的车上，他主动问我是研究什么的？我说我是做数字化，他说数字化很有前途。我很吃惊，研究古代小说学者中还有人知道数字化。后来我才知道，欧阳先生是古代小说学者中用计算机最熟练的一位，欧阳先生开会期间一定随身带一个小笔记本电脑，随时在打字写文章。大会发言也会带小电脑上去，看着电脑发言。他每天都记日记，写文章极快。他可以说是古代小说学者中使用电脑“第一人”也不为过吧。

从那时至今十几年了，我的数字化研究得到欧阳先生一贯的支持，后来欧阳先生多次著文，高度评价了《三国演义》版本数字化，并在多次研讨会中大力支持数字化，这也大大增强了我的信心，成为我坚持走下来的动力。由此我们也成为好友。

我对《三国演义》版本虽然“边缘化”却不曾完全“陌生化”,主要是李金泉先生和周文业先生两位朋友的缘故。

周文业先生是在1999年9月山西清徐第十二届《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上结识的。初次见面，就向我介绍《三国演义》数字化的设想，引起了我浓厚兴趣。2001年9月,我出席“首届中国古典小说数字化研讨会”，观看了他的“三国演义电子史料库”的演示。……

数字化带给古代小说版本研究的是革命性贡献。以往的版本比对，靠的是逐行、逐页、逐本翻检的手工操作，辛辛苦苦寻出来的例证，往往带有偶然性、片面性、不确定性甚至主观随意性。有了版本资料多，检索速度快，使用功能新的电子史料库，情况就大为改观了。……检索一个字词，转瞬即得，排比“窜行脱文”，随手便有，研究者不仅从繁琐的手工劳动中解放出来，还能作出前人难以想象的数字统计及量化分析，增强研究成果的科学性，提高研究成果的说服力。

对于欧阳先生对于数字化的大力支持我一直十分感谢。

当然欧阳先生也对数字化的局限性和实际应用提出过质疑。在我的专著《红楼梦版本数字化研究》出版后，欧阳先生写了长文回应“与周文业先生讨论版本数字化——兼论“脂本”的名和实”（《红楼》2015年第3期，欧阳博客：

http://qianqizhai.blog.hexun.com/102959718_d.html），文章对数字化和“程前脂后”提出很多看法。但在我看来欧阳先生的质疑有些是完全是只凭自己所知，而不了解数字化的应用情况，我认为欧阳先生的文章中还是有欠缺的。小说版本数字化的应用是有目共睹的，当然数字化不是万能的，只是一个手段而已，这无需争论，这样的争论也不会有结果，因此对欧阳先生的质疑我也就没有再回应了。

欧阳先生几年前联合诸多学者，合编了全套《全清文言小说》，收入清代文言小说275种，约上千万字。他希望我帮助他录入后以便正式出版，他把装书稿的几个纸箱从福州运来，我付了运费。我当时尚未退休，就用我的经费，帮助他完成了庞大的文字录入工作。但由于这套书规模庞大，需要出版资金很多，而市场又不大，因此多年来一直找不到出版社愿意出版。我代为联系过几家出版社，也曾申报过各级的资助，但最后都不知何故没有批准。最后和欧阳先生商议，我再付运费，再把这几箱书稿又原物发回福州。没有帮成欧阳先生也是一件憾事。

根据我多年和欧阳先生的接触和了解，我觉得欧阳先生有几个特点。

首先，欧阳先生做学问很执着、认真，有很深的功底。欧阳先生1990年主编《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收录古代白话小说l164种，被称为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巨大成果，很有参考价值。

其次，欧阳先生经常有与别人不同的独特视角和看法，他看问题的思路和角度经常与众不同，这在《红楼梦》“程前脂后”中最为突出。

欧阳先生在《红楼梦》版本研究中发现了一些问题，就立即萌发了“程前脂后”的想法，并顺着这个思路去寻找证据，解释脂本中的各种问题，一发而不可收。

欧阳先生一直研究明清小说，但从未研究《红楼梦》，他转入《红楼梦》研究纯属偶然。对此欧阳先生在他的回忆录《稗海潮（人生磨难系列之二）》的第十五章“误入白虎堂”中有所介绍。根据他的介绍，我们得知他是如何怀疑现有的红学研究，如何提出“程前脂后”的看法。

1990年夏，侯忠义主编《古代小说评介丛书》，该丛书规模庞大，分9个专辑，最后出版合计76本。其中第三辑为“小说知识类”，即“小说漫话”，原计划下分8本，欧阳先生编写了《古代小说禁书漫话》和《古代小说作家漫话》两本，后来欧阳先生又主动要求增加《古代小说版本漫话》一书，由此引起《红楼梦》版本的“程前脂后”说。欧阳先生自荐撰述《古代小说版本漫话》，迫于论题的需要，始不得不染指《红楼梦》的版本。在他之初衷，不拟参照综合诸家成说以成文，不意稍一涉足，即感诸说凿纳，于理不合，遂发愿细读原典，辨其真伪，考其流变，径得出“脂本乃后出之伪本，而程本方为《红楼梦》之真本”的结论。

1991年他第一篇相关论文发表，以后便一发不收，三大红学辩伪名著《红楼新辨》（1994年）、《红学辨伪论》（1996年）、《还原脂砚斋》（2003年第1版，2007年再版）开创了红学辩伪派。著名学者侯忠义、曲沐、吴国柱，著名作家克非等与他志同道合，相互唱和。欧阳先生提出“程前脂后”基本过程如此。《还原脂砚斋》出版后，欧阳先生曾一度声明，以后不再谈“程前脂后”。但实际他并未做到，2014、2015、2017年又陆续出版了《红楼诠释》、《红谭2014》、《红谭犀照录》，仍然是坚持“程前脂后”的看法不变。

仔细分析，欧阳先生对脂本的怀疑是有道理的，脂本中确实存在很多问题无法解释。这些疑问的产生有多种可能，可能是由于多次传抄中出现的问题，也可能是脂本的原本就有问题。欧阳先生没有做全面分析，就认定肯定是原本的问题，并进一步怀疑其中有假，于是就按照他的设想去寻找根据。

从“程前脂后”的产生过程可以看出，“程前脂后”的提出，和胡适先生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何其相似耳。都是先有怀疑，然后大胆假设，最后多方寻找证据来证明假设的合理性。这种分析问题的思路有时可能有很大的问题，先有假设再找证据，如不能全面看问题，很可能是只找对假设有利的证据，而对假设不利的证据，要么是不注意，要么是故意不提，这样研究的结论就会出问题。欧阳先生“程前脂后”的根本问题就在于此。《红楼梦》版本中问题是确实存在的，问题出现的原因有多种，“程前脂后”只抓住其中一种可能“造假”，而没有分析还有其他多种可能，如传抄中也会出现这些问题。这是“程前脂后”错误的根本原因。

但不管“程前脂后”有多大错误，它提出了《红楼梦》中很多尖锐的问题，逼得主流红学去研究，去回答，这就促进了红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从这点来看，“程前脂后”也有其积极的一面。

从1991年欧阳先生提出“程前脂后”之后，主流红学就对此展开激烈反击，老红学家蔡义江连续发出三篇“史记抄汉书”反驳欧阳先生的文章，到1993—1995年发表的反驳文章有十几篇，这是反驳“程前脂后”的第一阶段。1995年后主流红学觉得再和欧阳先生辩论没有意义，不愿意继续辩论了，《红楼梦学刊》也不再发表欧阳先生文章，有关“程前脂后”的辩论略有平息。到2005、2006年，反驳欧阳先生的文章又起，据我不完全统计有6篇之多。我从期刊网上统计，从1991年以来有关文章总计50多篇，实际肯定不止这些还要多。

“程前脂后”的争论是脂本和程本之间的关系，它们最原始的共同祖本肯定是曹雪芹的原本。但具体到脂本和程本的关系，广义上讲，有三种看法：

第一种看法认为，脂本在前，程本在后，两者没有直接承继关系，这是目前主流红学的看法。

第二种看法认为，程本在前，脂本在后，脂本来自程本，是故意造假的产物，这是“程前脂后”的看法。

第三种看法认为，现存脂本的祖本肯定在程本之前，但现存脂本确实可能有些出现在程本之后。脂本和程本是两个体系，现存脂本并不是来自程本，更不是故意造假的产物。这是本人的看法。

如前所述，“程前脂后”反对者们认为，脂本是造假的看法是错误的，“程前脂后”没有可靠的根据，反驳“程前脂后”的文章有些分析是有道理的。但反驳“程前脂后”的有些文章也有问题。

第一，过录本问题。虽然大家都知道现存的脂本都是过录本，这些脂本的祖本肯定是早于程本的，但现存的绝大多数过录本的具体过录时间不详。因此理论上存在现存的各种脂本过录本都有可能抄录在程本之后。换句话说，“程前脂后”理论上是有可能的。虽然现存脂本有可能晚于程本，但这并非就承认这些过录本是故意造假的产物，就是抄自程本，这个看法是错误的，因此不存在“史记抄汉书”问题。

各种抄本中只有舒序本有些与众不同，其特殊点不在于它是过录本，还是原抄本。所谓原抄本是指根据曹雪芹原本直接抄录的抄本，现存所有抄本虽然有些书名有“脂砚斋重抄”字样，但实际都没有证据证明是根据曹雪芹原本抄写的，而是多次过录本，舒序本也是如此，这点无需辩论。我认为舒序本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有抄写时间的唯一脂本，抄录时间是在程本之前。但欧阳先生认为舒序本的抄录时间也有问题，他根据各种痕迹认为此本的抄写时间是假冒的，对此我没有研究，不便随意发表看法。

第二，批语并非都是脂批。现存各种脂本中的批语总数多达8000多条，一般把这些所有批语都称为“脂砚斋批语”，所以各种批语辑评都冠以“脂砚斋批语”，或简称“脂评”。其含义就是这些批语都是脂砚斋批语，虽然“脂评”只是一个代名词，辑评者本身可能并不认为这些评语全部是脂砚斋所写。实际上这些批语绝非全是脂砚斋的批语，真正署名脂砚斋等人的批语，据统计实际只有174条，再考虑有些没有署名的批语也可能出自脂砚斋之手，最多不过200多条吧。还要考虑现存脂本都是过录本，过录时间可能在程本之后，因此这些批语就肯定有很多并非来自脂本的祖本，而是后加的。有些批语出现时间就可能在程本之后了。所以根据这些后人批语是无法分辨“程前脂后”的。

对于现存脂批是否全部是脂砚斋所批，还有不同看法。欧阳先生认为：“甲戌、己卯、庚辰三本一律题‘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其中所有批语（除特别署名者外），皆当视为出自脂砚斋之手”。我认为这种看法是有问题的，如前所述，现存脂本都是过录本，过录中抄写者很可能会随意加批语的，而要区分这些批语哪些是脂砚斋所写，哪些是过录者所写是很困难的，因此不能认为《石头记》书名有“脂砚斋重评”字样，就认为全部批语都是脂砚斋所写，这是很明显的道理。

综合以上分析，我对“程前脂后”的基本看法是：

1．由于现存的脂本都是过录本，不是脂本的原本，因此“程前脂后”认为现存脂本晚于程本，是有可能的。

2．由于现存的脂本都是过录本，不是脂本的原本，其中只有极少数批语为脂砚斋等人所写，绝大多数批语可能都是晚期过录时所加的，因此“程前脂后”认为现存脂本晚于程本，也是有可能的。

3．对“程前脂后”的批判多数是有道理的，但没有注意现存的脂本都是过录本，现有批语绝大多数是后人的批语，因此有些批判没有批到“程前脂后”的要害问题。

4．虽然理论上现存脂本有可能晚于程本，但“程前脂后”认为现存脂本都是在程本之后故意造假的，还是没有可靠的根据。

以上就是本人对“程前脂后”辩论的基本看法，可以认为则、和、、这是折中的看法，即承认现存脂本中有的可能确实晚于程本，但又不认为现存脂本是程本之后的故意造假的产物。

欧阳先生“程前脂后”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是文本，包括同词脱文、避讳和一些文字差异等。

第二是脂砚斋批语，这是脂本的核心，也是欧阳先生“程前脂后”的核心。

第三是史料，包括有关脂砚斋、《春柳堂诗稿》、《枣窗闲笔》等材料的辨析。

我在《红楼梦版本数字化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4月第1版下册第503—528页）中针对这三方面进行了详细分析。

总结“程前脂后”，我认为应该从两方面看。

第一，严格讲，程本肯定不是曹雪芹的原本，而是根据某个或某几个抄本整理的，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是脂前程后，而不存在“程前脂后”。

第二，现存脂本由于基本都是过录本，因此抄写时间确实又有可能是在程本之后。因此从时间（不是版本演化）角度看，又有可能存在过所谓的“程前脂后”。

我觉得这才是对“程前脂后”的正确、全面的表述。

除“程前脂后”之外，在施耐庵籍贯上，欧阳先生也有类似问题。欧阳先生在苏北兴化找到很多有关施耐庵的文献资料，因此认为施耐庵是兴化人，这也得到一些学者的认可。

但我觉得兴化说有个致命的问题。从目前披露的文献来看，证明兴化施耐庵写了《水浒传》的准确文献资料是明代王道生所写的《施耐庵墓志》，其中说施耐庵写了五种小说，但这五种都很有问题：

1．《志余》：此书从未听说过。

2．《三国演义》：问题一，一般《三国演义》署名是罗贯中所作，和施耐庵无关。问题二，明代《三国演义》的书名是嘉靖本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周曰校本的《三国志传通俗演义》，以及“志传”系列中叶逢春本的《三国志史传通俗演义》，以及各种《三国志传》，只有夷白堂本和部分毛本，以及个别清人笔记中曾用过《三国演义》书名。真正广泛使用《三国演义》作书名，是在上世纪50年代。

3．《隋唐志传》和4.《三遂平妖传》：一般署名也是罗贯中，和施耐庵无关。

5.《江湖豪客传》（即《水浒传》）：书名也很奇怪，水浒早期版本的书名是《京本忠义传》，或《忠义水浒》，从未有过《江湖豪客传》的书名。

因此，从这些书名来看，王道生把这些著作归于施耐庵名下，非常可能是道听途说而已。这和兴化当地有关施耐庵的各种传说非常相似，很可能是误传。

我认为：《水浒传》出版后署名为钱塘施耐庵，而兴化当地也确实曾有一位施耐庵，因此兴化人就误以为写《水浒传》的施耐庵就是兴化施耐庵，王道生也把这些传说写入了施耐庵墓志。

因此，很多证明施耐庵写了《水浒传》的证据，实际仔细分析，都有问题。

所以，我觉得不排除有两个施耐庵，一个钱塘施耐庵写了《水浒传》，而兴化施耐庵并没有写《水浒传》，当地的各种有关兴化施耐庵写了《水浒传》的传说和文献，都是误传和误记。

我私下和很多古代小说研究专家交换意见，他们对施耐庵是兴化人都有质疑。我注意到一些权威的文学史中，对杭州和兴化两说一般都并列，并未完全认可兴化说。

除在上述“程前脂后”和施耐庵籍贯外，对于《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残叶，我和欧阳先生也有分歧。限于篇幅，此文无法再深入讨论了。

欧阳先生对于古代小说研究常有与众不同的看法，我认为：不论这些看法是否合理，这对于学术研究肯定是有好处的。因为要反驳欧阳先生，必然要做更深入的研究，这可大大促进学术研究的深入。假如学术研究中只有一种看法，那就变成一潭死水，对学术发展肯定是不利的。

我和欧阳先生有很多不同看法，但不妨碍我们是好友。我深知这些学术问题争论是没有结果的，所以我们开会见面只谈友谊，从不谈学术争论。

有关欧阳先生可谈的太多，这里也说的太多了，打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