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合作出书，我和Breth教授一连见了四次面，我提出一系列方案，详细说明合作出版一本有关中国贸易的书的事宜。有了这本书，我才可以在澳洲的经济界、学术界、企业界有立足的资本，以及快速奔向未来的基础。但是，对于他来说，和我合作写一本书却是可有可无的一件事。他是澳洲经济学专家和学者，他已经出版了多本经济学专著，再出一本或者是不出是无所谓的；何况他还不了解我，不愿冒险和我合作写一本他所不熟悉的专著。我要让他相信我，还要让他见到好处。我给自己下的评语是，我目前在墨尔本可以说是无人能取代的。我还特别强调，我们合作撰写《中国贸易指南》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澳洲人也想更多地了解中国，要和中国做生意，这将是一部填补空白的作品……最后，我强调说，我们是最好的合作伙伴——他有威望，而且熟悉出版社的情况；我则占有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经过几次谈话，他有些动心了。最后，我拿出介绍中国中小企业经济情况的英文书稿，那是当时为澳洲的经济类报刊写的，其中的几篇已经在《金融综述》发表过。这些书稿证实了我的能力和诚意，他基本上同意了。
　　没想到刚刚说服他，新的问题又来了——他现在比较忙，要过几个月再说。我可是一天都不能等的。我只有三个月的签证，而且已经过去一周了！
　　最后一次商谈，我做出最大让步，把版税全部给Breth教授。尽管按常理我们应该有一个五五分配方案；可为了吸引他尽快和我达成合作协议，我宁可牺牲经济利益。对于我来说，生活迫切需要钱，但我认同中国的古老哲理“舍得”，我更需要获得澳洲主流社会的承认以及建立一个社会知名度。
　　另外，在署名问题上我也主动做出让步——他在前，我在后。就这样，在我到达澳洲的第十四天，终于和Breth教授达成协议，我执笔，他润色并最后定稿，我们联合创作出版《中国贸易指南》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