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播下了跳蚤

中国文化的历史实在是太长了。稍稍了解一点文学史的人都知道，在中国有两种文学史，一种是正统文学的《中国文学史》，一种是名称前边带一个“俗”字的《中国俗文学史》。中国的俗文化比中国的正统文化的历史要长得多，它是中国文学的源头。以后便分道扬镳了，成了两个分支。这就是后来我们常说的“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无论我们承认与否，“阳春白雪”的东西一直是作为我们中国文化优秀的精华存在的，而“下里巴人”则一直存在于民间，跟九行八作的百姓为伍。赵本山的出现产生的冲击，是因为他把原本属于“下里巴人”的俚曲搬上了大雅之堂。人们认识了“下里巴人”文化的媚（魅）力，也发现了它的恶俗。作为艺术家也好、文学家也好，他们的任务应当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把“下里巴人”的宝贝提升为民族的精品。这一点，其实古往今来的志士仁人们一直在做。别的不说，京剧的前后演化就是相当有力的例证。张艺谋作为一代中国电影的领军人物，放下身段，拍出了《三枪拍案惊奇》，可惜的是，他没有做提升下里巴人的工作，而是得意于或者屈服于一些媚俗的糟粕。这就是人们为什么不满意《三枪》的根由。

认识这一点很重要。

我们是否播下了跳蚤，将由历史作证。

下面，是刘松萝的原文，他的原题目是:《反思三枪,我们播下了跳蚤》：

    张艺谋的《三枪拍案惊奇》已经成为众矢之的。张艺谋启用小沈阳的时候，大家本以为他是想拍一部有些品味的通俗片。不想张艺谋竟然用小沈阳所短，毫无顾忌地走上了恶俗之路。
    评论家们的抨击很有道理，不过说的太晚了。现在的问题在于，是什么原因让张艺谋从优秀走向平庸，又从平庸走向恶俗？
    有人说，是因为创作不自由。不错，女作家六六写的电视剧《蜗居》就被禁了。但在此之前，她的《双面胶》还是能够播出的。自由是需要争取的，但在自由欠缺的时候作家和艺术家的追求与责任感也是不可少的。事实是，并没有人用枪逼着张艺谋去拍无聊的影片，张艺谋也远没到不这么做就吃不上饭的地步。
    除了自由的缺失之外，劣作的出现还有更多的原因。
    首先，整个社会误解了市场经济的精神。即使按照经济人假设，经营者有权在法律的范围内争取利益的最大化，社会仍然可以对经营者的行为作出评论。令人不解的是，在评论一部影片时，最重要的部分竟然是投入了多少资金，回收了多少票房。作为对比，我们有时虽然谈到汽车巨头、家电巨头和计算机巨头，那也只是强调她们的实力雄厚而已，并不关心她们赚了多少钱。更重要的是，对于那些巨头生产的产品，我们是可以评头品足的，而对于获得巨额票房收入的影片，反倒无法批评了。把电影制作变成纯粹的金钱投入和产出，多少有些厚颜无耻。
    其次，中国一直缺乏正常的文艺批评。改革以前是批判毒草，赞扬样板戏。改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是一团和气与互相吹捧。实行市场经济以后，电影评论变成了营销的手段之一，其品格还不如广告。只要是大财团、名导演的制作，就只能说好，不能说坏。只要是获得高票房的影片，就可以一白遮千丑。出于对大师的渴望，我们把一些有点奇才和怪才的人奉为大师，无原则地加以吹捧。我们在奉行很糟糕的双重标准：有时把大师当做艺术的践行者，而在出现破绽的时候又说大师在娱乐，在赚钱，无可厚非。
    再其次，对文艺作品的包装被滥用了。即使在纯粹的工商业领域，过度包装也要是受批评的。在电影界，却可以通过广告和媒体的疲劳轰炸，把资质平平的演员包装成明星。可以说，这个过程与洗脑并没有什么不同。媒体的报道常说，某一部电影表现了什么样的主题，加入了什么样的元素，取得了观众的好评。这本来只是策划的文案，媒体却把制作者的意图说成是效果，强加到公众头上。
    张艺谋走过的历程，就是社会环境的缩影。张艺谋曾经对电影的色彩和画面有着独到的感悟，他的作品中有些瞬间具有强烈的冲击力。同时，他的影片不但形式大于内容，而且过于功利，很多画面直白地显露出创作的意图。在一个正常的创作环境里，张艺谋是可以提高的，甚至是有可能成为大师的。由于媒体的过度爱护，张艺谋的开端就成为他的最高峰。按照商业用语，就是高开低走。一些国际和国内优秀导演在看似不经意中所显示的细腻的表现力，以及对作品整体风格的把握，是张艺谋从来也没有达到的。
    从《英雄》开始，张艺谋的社会良知不见了；从《满城尽带黄金甲》开始，他的艺术功力和鉴赏力衰退了；到了《三枪拍案惊奇》，他作为艺术家的荣誉感即使不是荡然无存，也所剩无几了。
    对于劣质的《三枪拍案惊奇》，张艺谋当然要负主要的责任。明确了这一点之后，我们要反省的是，作为评论者或者影片的最终消费者，我们过去的要求是不是太低了。我们一面在欺负各路商业巨头，对汽车、电视和计算机的质量提出苛刻的要求，一面又对电影的制片人和导演卑躬屈膝。我们动不动就说，导演不容易了，演员不容易了。最后的结果就是，他们糊弄我们太容易了。我们看完了伪劣之作以后，还要为制片方的巨额收入喝彩。我要问的是，这算不算被人骗了，还要替别人数钱啊？
    最新的进展是，《三枪拍案惊奇》的票房已经突破了亿元大关。面对如潮的恶评，制片人张伟平昨日接受采访时说：“所谓披着专家的外衣在那儿胡说八道的人，他们根本就不懂电影，他们道貌岸然地在那儿胡说八道，根本就不用听。”并且表示，电影圈的很多人对他和张艺谋就是5个字：羡慕嫉妒恨。
    对此，我们应该有所觉悟了。
    过去，并没有很高哲学和文学素养的人们，喜欢重复德国诗人海涅的话：“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对此，我曾经反问过：假如我们直接播下跳蚤，结果又会如何呢？看来，今天中国电影业的现状，就是我们播种跳蚤后的收获。
    其实，也用不着引用西洋的格言。成书于明代中叶的《增广贤文》就告诉我们：种麻得麻，种豆得豆。这句话后来演化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们种的不是麻，不是瓜，也不是豆。我们种的，是狗尾巴花。
    最后，鉴于以前不断地指出演艺界的问题，我可以卸下“我们”这个包袱，转过身来说：是你们播下了跳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