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休闲 [5]

我的录音机

1974年初，当剧本《金光大道》写出来之后，导演林农要求我们带着剧本到京郊去听取农民兄弟的意见。打印，发剧本让他们看？这不现实，因为估计到农民识字的不多。我提出来录音，放给他们听。林农说这是个好主意。于是我便到“中央新闻纪录片厂”去借录音机。那会儿的录音机是转盘型的，面积有一个小皮箱大，新影也不愿意让我拿走。我只好在他们提供的一间小屋子里录。录了五天，差不多有六盘磁带。录完了，我们背着这台皮箱式的录音机冒着严寒赶大早清的车去密云县的深山里，请生产队的农民“听剧本”。我没想到会有那么好的效果，生产队的屋里挤得人山人海，听到高潮处人群里还传出了啜泣声，一些精彩的章节，连我都被自己感动了。

这是我第一次使用录音机，但那机器不是我的。

我喜欢录音机，恨不得买一台。可是一问价钱，按我当时一个月56块钱的工资，只能退避三舍。后来到八十年代出了一幅颇有名气的宣传画，画的是街头人们都向着阳光走，唯独一个穿着剌叭裤、梳着飞机头、载着蛤蟆镜、拎着一个二尺长的大录音机的小伙子朝相反的方向走。这幅画的名字我忘了，不过印象挺深的。录音机成了显派和反面的典型。

那个时候，“左”还没有完全退出人们的思想观念，不过新事物的冲击却已经势不可挡的席卷而来。记得上班坐电车，车里忽然震耳欲聋的响起歌声，全车的人都侧目，原来有人拿着录音机在显示。

我的第一台录音机，是日本索尼牌的砖头机。

那个时候邓丽君的“靡靡之音”在私底下疯传着。朋友把我叫到他家去听，没听够，便把他家的索尼牌砖头机连同磁带一起借回来，头蒙在被子里把声音调到最小，偷偷地听。第二天，我按捺不住地到商店里照着朋友这台录音机的型号买回了我的第一台录音机。趁着朋友的录音机还没还回去，一台放，一台录，把当时正流行的小虎队的歌、邓丽君的歌全都翻录了下来。按现在的话说，就是盗版。这砖头式的录音机跟了我好几年，直到1997年才扔掉它，因为后来我的各种型号的录放机已经不止一台了。89年父亲从国外探亲回来，送给我一个笔记本大小的卡带式录音机，可以揣进兜里那种，不过还没有耳塞；接着老弟回国给我带回一台更小的卡式机。后来，在家里买了当时非常流行的组合家具之后，桌面上没有东西显得空，于是便买了一台黑乎乎的双卡录放机，国产的，摆在桌子上挺敦实的。不过，国产的质量确实不如泊来品好，三天两头的卡带，一卡带我就得用铅笔卷带子。虽然有了录音机，可是我从来也没有拿它去采过风，到是成了孩子学外语的工具。后来，有了快译通，卡式录音机也不用了。听音乐便用MP3、MP4和CD机了。不过，这时家里却已经积攒起了上百盘歌带和音碟。

我最后拥有的录音机，是录音笔。

这东西真的像只笔似的，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把音给录上了，是个记录的好工具。我曾带着它参加过国家剧本策划中心的剧本审查讨论会，不过采风我从来也不用它。下去到工厂农村采访我还是靠强记，连笔记本也不带，回来后靠记忆进行追记。这是一个功夫，是几十年里练成的，录音机也比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