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工作满一个月，领到了工资。

    发工资那天，没敢往办公室凑。办事员王汉义喊我去领的时候，挺不好意思的，觉得这工资就这么拿到手了？好像是我跟人家要的一样。数数，46块钱。从办公室出来，总觉得不真实，掐掐脸，痛。这才真切的知道我挣钱了。兴奋得不知道怎么花这46块钱，算计了一下，20块钱吃饭够了，剩下的攒起来给我妈买块手表，要是能给姐姐也买一块就更好了。心里是这么想的，也真的这么执行起来。到春节的时候，我带着两块新买的手表回家了,上海牌的国产表。当我把表给妈妈戴上的时候，她老人家嘴上说：这孩子这么败坏钱！可我看出来她心里高兴。妈这辈子头一次戴上手表，是我给她买的，甭提我有多骄傲了。等姐从北京放假回来，我把表也给了她。姐那个时候正在北航读书，她们是五年制，还差一年毕业。爸爸啥也没说，看了我一眼就转身走了，不知道他是失落还是满意。反正我是得意的不得了，觉得自己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

    很快，总编室又分配来一位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女同志，叫张育慧。这样，总编室就一共有四个年青人了。

    我们的试用期仅仅过去半年，田野便交给我们四个人每人一个内容不同的剧本，说是你们好好看看，提提意见，要写出书面编辑意见来。我得到的剧本是汤汝雁根据浩然的小说改编的《艳阳天》。那时，浩然这部长篇刚刚发表上部，所以剧本也只是根据上部改编的。那个时候我绝对没有想到十年后，会由我去改编浩然的作品，看来我与浩然有缘。我拿到剧本后非常认真的看了三天，还跑到图书馆去借来了小说，也不分白天黑夜的赶着把它看了一遍，然后便写起意见书来。限定交编辑意见的日子到了，李晓峰要去了我的意见书。他是这个剧本的责任编辑。他对我的意见书非常满意，喜爱有加，从此他也跟我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过后，叶华把我们四个人找去，当面一一点评我们分别写的编辑意见以后，又当场对我们进行了工作分配。我和石城、张育慧分到组稿组，周新德分配到了通联组。组稿组的任务，是分片在全国各地跑，组织作家们写电影剧本或从作家们手中要出小说的改编权来；通联组的工作是收发《电影文学》杂志的读者来信及刊物邮购的。总编室那个时候连我们在内一共才35个人，不多但内部结构挺齐全。

    毕竟是文化单位，厂里的业余文化活动不少。星期六是义务劳动日，全厂各单位就根据党委和工会的安排在厂区里热火朝天的干着分配好的劳动任务，比如清理摄影棚外堆积如山的景片啦、打扫厂区的卫生啦、搬运物资啦、捡废钢铁或捡粪以支援工业农业啦，等等。人人上阵，也不分领导和职工。厂照相科的人就各处跑，把这些拍下来,在周五全厂观摩电影日的时候用幻灯把上周义务劳动日的风采放出来。大家看到自己，都高兴得鼓掌。

    虽然有众多的不解，然而初入社会就在这个艺术圣殿里工作，真的是觉得神圣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