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命运

    因为于丹的说孔，两年来关于孔子的是非议论得十分的热闹。有几点我觉得值得赞同，一是孔子的儒学并不是国学的全部；二是于丹对于论语的讲述也只是一家之言；三是复兴并不是复古。

    近日，看到曹冬雁谈孔子学说在中国的命运的文章，很受启发。他在博文中提出：“纵观国史，有两个现象非常突出：一个现象是在社会大转折大变动时代，孔夫子那一套都是被反对被批判的对象。漫漫3000年国史，不过三次大转折，一是从分封到郡县，二是从古代到近代，三是1949年发生的大事情，这三次大转折无一不是与批孔相伴而行。大转折时代是如此，小的变化时期也是如此。另一个现象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凡是天下太平稳定时期（相对转折时期要长得多），又都与尊孔相伴而行。概括说就是新旧交替的转折时代批孔，这样的时期短；较稳定的太平时代尊孔，这样的时期长。所以不论是乱世还是治世，孔夫子都得出席，成为一个贯穿全场的人物。”

    他分析得有道理.

    但是有一点他没有注意到，即:社会大变动时，"批孔"批的是它的什么？社会稳定时，"尊孔"又尊的是它的什么？这两者有着非常有意思的区别。我觉得，把这一点研究透了，也就明白为什么孔子往往会在社会大变动时被拉出来游斗了。否则，永远扯不清楚。在我看来，孔子的命运变化本身，就是中国文化中最值得研究的精髓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