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
出得了电影局,进不了电影院
(2007-10-11 05:36:44)
标签：
社会/纪实 |
分类： 电影世界 |
■4家电影频道分享11.5亿收入
■260部影片通过审查，其中不到一半能进入电影院
2005年11月11日，在三亚的金鸡百花电影节青年导演座谈会上，导演张杨指责负责《向日葵》国内发行的中影集团只投钱拍电影不管发行上映，他气愤地说：“投资人就像是影片的父母，父母怎么能生下孩子后就不管了呢？是不是因为这是国家的钱，有些人觉得票房不重要？”
当时，不少人以为张杨的怨气只是个例。
对张杨的愤怒，马俪文说自己完全可以理解。在张杨发怒前一天，马俪文导演的《我们俩》放映完毕，灯光亮起，她和该片演员们一起走上台去。马俪文环视四周，发出感慨：“我真高兴《我们俩》能够在这么好的电影院里放，电影院里坐了这么多观众。”
这是第14届金鸡百花电影节的开幕放映，也是《我们俩》迄今为止在国内仅有的一次公开放映。在三亚的放映，是在当地为迎接金鸡百花电影节而修的三亚明珠影城电影院里进行，由于门票免费，所以全场爆满。这次放映机会，原本属于向“电影百年”献礼的《定军山》，由于《定军山》后期制作尚未完成，才由《我们俩》顶上。
有了这3场放映，《我们俩》无法被归入2005年“拿到放映许可证，但未能公映”的影片名单。2005年，官方公布的中国电影产量是260部，平均下来，电影局艺术处每不到34小时就终审通过一部影片。接下来，从理论上讲，这些影片应该陆续现身于内地37条院线属下1200家电影院的2400块银幕上。实际情况是，只有不到一半的影片能够进入电影院。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260部影片里有一部分是直接为电影频道或者音像制品市场拍摄，电影院并非它们的目标；另一些则以宣传教育意义为重而非商业利益。不是所有电影都指望着从票房里收回制作成本，否则，在花钱拍了又不能进入影院的情况下，怎么仍有那么多电影制作者乐此不疲？
但我们还是会不时听到电影作者们为他们的作品抱怨：没有机会在银幕上与观众见面、没有得到足够的放映银幕数、没有被安排在影院黄金时段……
得大奖易，进影院难
张杨的第三部电影《向日葵》和马俪文的第二部电影《我们俩》都由中影集团投资，也都由中影集团属下的数字院线负责国内的发行工作。
“《向日葵》的投资比我以前几部电影大很多，因此我希望这部电影的推广力度比以前动作大一点，但没想到对电影的发行和宣传推广他们根本就不卖力，花的钱还不如以前的电影。”触发张杨怒气的，是《向日葵》与他的上一部作品《洗澡》遭遇到的不同待遇：《洗澡》投资300万，发行时准备了130个拷贝，宣传推广费用超过100万；《向日葵》投资1200万，宣传推广费只有50多万。
《向日葵》到目前为止只在几个大城市做了点映，没有铺到其他城市。张杨到现在也不知道《向日葵》是否还有机会在全国做第二轮放映，对此他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
在几个城市跑来跑去做宣传时，张杨发现，他的电影根本就没有进入黄金档，大部分电影院把《向日葵》安排在上午10点和下午2点，一天两场。这个时候，大部分人都在上班，想看电影的人下了班去电影院根本就看不到《向日葵》。
张杨的上一部电影《洗澡》，同样是讲述父子两代人之间的故事，上映时被安排的放映时间多数是下午4点到晚上9点之间黄金时段，最终票房达到了1800万。
张杨毕竟还享受过全国大规模放映，享受过票房成功，马俪文的影片却从没得到过大规模放映。
马俪文的上一部电影，也是她的处女作《世界上最疼爱我的那个人去了》，只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4个城市进行了小规模点映。作为投资人的代表，杨金生当时是中影集团的工作人员，负责电影融资，从中影集团、北京紫禁城等公司找来了200万人民币，让马俪文拍完了电影。
《世界上最疼爱我的那个人去了》拍完了就参加长春电影节，得了最佳导演等三项奖，紧接着又得了第十届大学生电影节最佳处女作奖和第九届华表奖优秀故事片等奖项。拿了一堆奖，杨金生开始琢磨发行的事情。他找到发行公司，才发现“市场没法做”。他们找院线代表看片，几十个代表在放映室黑鸦鸦坐了一片，结果看完片子只有几个人愿意在自家影院里放。受到这个打击，他们只准备了30个拷贝，然后静待合适的档期，避免和大片冲突。好不容易熬到了档期，杨金生跟投资商商量进行宣传推广，几家投资商一算账，觉得为一部投资只有200万的片子在几个城市的点映花钱做宣传，不值得。无奈之下，杨金生只得带着马俪文、斯琴高娃等演员开始跑宣传，在点映的城市做了观众见面会和新闻发布会，这就是全部的宣传。最终，点映的总票房不到100万。
《我们俩》在金鸡百花电影节上获得最佳导演和最佳女演员奖，但3个月过去了，马俪文和制片人中影华纳的总经理赵海城也不知道《我们俩》什么时候能够在国内上映。赵海城告诉记者，《我们俩》可能会安排在3月份上映，之所以没有安排在东京电影节和金鸡奖后上映，是因为《哈利·波特》、《如果·爱》、《无极》、《情癫大圣》等大片集中在那段时间上映，新年到春节期间又有《千里走单骑》、《夜宴》、《金刚》等大片上，还得等。
但与其他年轻导演比起来，张杨和马俪文的遭遇又算不了什么。伍仕贤导演的《独自等待》由夏雨、李冰冰主演，周润发还在片尾露了一小脸。借着伍仕贤前两部作品《车四十四》、《东二十二条》形成的口碑，他们本来对这部片子有不小的期待。《独自等待》于2005年9月9日开始“在内地各大院线上映”。当伍仕贤和演员夏雨兴冲冲地飞往重庆进行宣传时，却发现这部影片当晚已经从影院的放映安排中被撤销了。
2005年1月1日，刘浩导演的《好大一双羊》开始了宣传攻势，在北京市最热闹地区投放了400多块路牌广告。据《综艺》杂志报道，刘浩当时兴奋地说：“我当时接到朋友电话，在最繁华的国贸门口都有《好大一对羊》的广告，你很难想象为一部投资仅220万的影片做这样的宣传。”他甚至还专门到国贸的广告牌前留影。但宣传海报在北京街头贴了近一年，电影却始终没在电影院里出现。2005年10月，他的朋友们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各位：明天晚上7点45分，电影频道将播放我的片子《好大一对羊》，欢迎收看。刘浩。”
不怕亏本？影院里见！
2005年，中国导演协会秘书长郑洞天曾向媒体表示：中国电影产业的总收入在2004年达到了36亿元，但这一数据却让电影局局长童刚羞于出口，因为在这36亿人民币的总收入中，只有15亿元是电影票房收入。
2005年底，电影局公布的2005年中国电影数据，中国电影产业总收入达到48亿元，票房收入为20亿———绝对数字增长了三分之一，票房在总收入中所占比例原地踏步。
杨金生跟记者算了笔账：《世界上最疼爱我的那个人去了》获得华表奖奖金约85万，东南亚和港台的版权卖出几十万，音像版权卖出20万，央视电影频道50年的播映权卖出66万，加上国内票房，扣掉差旅费，投资200万的《世界上最疼爱我的那个人去了》收回成本，略有赢利。
杨金生认为：“没有一家投资人会花了钱拍电影，却不去做推广、发行，谁愿意往外白白丢钱呢？问题是这些完成的电影值不值得再花钱去做，究竟有没有市场，有没有回报？”
对于年轻导演拍摄的、小成本投资的艺术片来说，不进电影院，靠各种奖项的奖金和海外版权销售，往往还能收回成本甚至盈利，一旦加大投入去争取票房，亏本的可能性反而增大了。
赵海城说：“一部电影完成以后，能不能通过制片方、院线、影院渠道与观众见面，这需要很多前提。因为投资方做电影是商业行为，需要考虑成本和回报，每一步都需要考虑周全。”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电影发行公司负责人向记者表示，现在文艺片的电影市场不好，而且电影推广成本越来越高，开新闻发布会、全国差旅费和拷贝，都需要钱。“导演拍完了电影，站在他的角度上，希望电影能够在大范围内上映，但是我们要考虑的是根据电影的实际情况，从市场的角度出发，制定不同的宣传推广和发行方法。”他说，“可以说，现在很多国产电影是不合适做全国范围同时上映的，需要几十个拷贝，一个拷贝就是8000元，有些电影上映的票房连拷贝钱都收不回来。比如《大腕》和《手机》在香港上映，特别做了粤语版，做了30个拷贝，花了100多万做市场推广，发行上走票房分账，结果最后连宣传费和拷贝钱都没有收回来。”
进不了电影院，大量影片与国内观众见面的主要途径就是现有的7个电视台电影频道(央视、东方、西影、长影之外，珠江、潇湘、峨眉电影频道2005年底成立，对2005年电影产业格局影响不大)。
负责彭小莲作品《美丽上海》国内发行的众道公司老总杨俊，向记者介绍了他们与电影频道讨价还价的过程。
最初，众道公司与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联系，洽谈电视播映版权。按照常规，央视电影频道开出的价格是70万元人民币，购买影片全球50年的电视网络播出权、视频点播权和高清晰电视播出权，如果影片已经售出海外电视版权，或者超过了电影局颁发的电影许可通知令一年，还要分别减掉8万和5万元。
众道公司认为这个条件太苛刻了，甚至是霸道。他们想卖更高一些的价钱，但是央视电影频道对杨俊说：“不可能！”他们只在碰到张艺谋、陈凯歌等人的商业大片时才会加钱，不过也加不了多少，最终价格不会超过100万。
经过再三斟酌，众道公司把《美丽上海》的电视版权卖给了上海的东方电影频道。东方电影频道花50万人民币，购买到《美丽上海》10年的电视版权。虽然他们觉得这个价钱还是偏低，但总算比央视的条件要好一些，“起码，我们可以在国外和港台地区再卖一轮版权。”
在2005年20亿票房收入中，由于大部分采用的是电影院和片方分账的方式发行，只有约一半的收入能到电影院手里，37个院线的1200家电影院挤在一起争抢约10亿的收入。与此同时，4个电影频道却瓜分了11.5亿的电影频道收入。据电影局宣发处处长毛羽介绍，2005年，央视电影频道广告收入8亿，东方电影频道收入超过2亿，西影、长影电影频道的收入加起来约1.5亿。
电影频道以庞大的收视群为依托，省略了电影院发行所必需的成本，有时候反过来会影响电影院发行的效果。众道负责发行的电影《上学路上》卖给央视电影频道后，2005年6月在北京放映，票房达60万。到了8月，正当众道公司准备打入上海市场时，央视电影频道播放了这部影片。按照众道公司的计划，本准备与当地教育部门合作，细水长流地放映，但电视里播出后，地方教育部门的积极性一下子没有了。“他们说，电视里都播过了，所以不可能再组织学生去看《上学路上》了。上海的票房因此不到北京一半。”杨俊说。
谁在跟院线打架？
辛辛苦苦拍出了电影，进电影院，投资方可能会亏本；让观众在电视屏幕上看自己的作品，导演心里又有各种遗憾。出路何在？
出路之一似乎是拍大片。
张杨不无羡慕地谈起对《千里走单骑》发行工作的看法：《千里走单骑》同样是文艺片，但发行人张伟平在宣传推广上花的钱占电影制作成本的三分之一，宣传推广大，院线就重视，发行就做得好，良性循环，社会影响和票房也好。
另一条出路似乎是建立艺术院线。
张杨最近经常看小剧场戏剧，他发现北京和上海已经形成了一批固定观众，不管上什么戏，剧场都能坐满。而且每个戏的周期都在两周左右，在运作上和日本、美国、欧洲的艺术院线已经很相似了。“《洗澡》、《那山那人那狗》在日本的小电影院里播放，一放就是半年。我们能不能就开这样200多人的小艺术电影院，不断放艺术电影，慢慢培养这么一批固定的观众，然后一个一个城市推广，做成艺术院线？我相信在北京、上海、广州，一定有这样的空间存在。”
不管是大片模式还是艺术院线模式，面对现在的院线，似乎都困难重重。
即便像《无极》这样号称3.5亿巨制的影片，制片人为得到更好的支持，也必须亲自上阵，在一轮又一轮的酒桌上，与院线、影院的老板们公关。
1997年，陕西省电影公司首先走出了放开发行权的第一步。8年来，传统的计划式发行格局逐步解体，院线和影院有了越来越大的权力。实力雄厚的院线、影院，可以相当自主地安排影片的银幕数量和放映时段，依据当然是票房。中国现有37条院线，而美国只有6条大院线，所有院线加起来不到20条。但面对近年来纷纷冒出来的电影发行公司，这37家院线仍占据绝对发言权——目前全国持有国产电影发行执照的单位有2000家，平均1.2块屏幕就能摊上一个发行公司。如果手头没有院线，或者院线实力不强，即使是在旧格局中势力强大的中影公司，如今对电影院已经越来越难以施加影响。这个规律，在中国管用，在好莱坞也管用。2005年12月9日，斯皮尔伯格领衔的梦工场被拥有美国最大院线的派拉蒙公司收购。
“艺术院线”对于中国电影产业来说，也早不是新话题了。从电影发行放映体制改革开始之后，近10年的时间里，一直有各种声音在呼吁中国自己的艺术院线。2001年9月，在北京紫禁城三联影视发行公司的倡议下，北京、上海、武汉、南京、广州等地成立了A－G文化电影院线。A－G院线成立仅半年，由于票房惨淡，加盟的电影院纷纷退出，这次尝试被迫中止。
“8个影厅，演一部电影，这叫什么多厅影院？”郑洞天曾分析中国电影院线问题，他认为“我们所有影院经营的指导思想，还是在原始积累阶段，就是说赚一场算一场，赚一天算一天，我今天这个电影赔了，我就不演了，我明天说不定还能不能开张呢！”他认为“院线制”是比“原始积累”更高级的电影营销手段，当前出现“原始积累和院线制在打架”，原因就是“没有细分市场”。
郑洞天将国产电影市场分为三大类型：一种是重点推荐影片加美国卖座大片，这是我们的主流市场；二是国产娱乐片市场，就是冯小刚电影这一类的，加外国的小片，用买断方式引进的非分账影片，构成中型市场；第三种就是更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艺术类影片，加上一些著名导演作品和经典影片，这可能是最小市场。“你8个厅，4个厅去演第一种，两个厅演第二种，两个厅演第三种，逐步地重新排列组合，形成小而坚实的院线。我有一个厅我就不演大片，就不演卖座的，就是以细水长流的方式放映艺术类影片、民族文化影片，提供给高层次观众。”但在他看来，形成这种理想中的院线结构不是短时间内能办到的，“如果我们不理性，不真正研究这些问题，那么可能30年还达不到。”
在此之前怎么办？
马俪文的做法是，在拍电影的过程里，她还写了个20集的电视剧本，导了一部电视连续剧，用电视剧赚钱养活自己。“我知道我是靠拍电影赚不到什么钱的，我很早就明白这一点。”马俪文说。
”
■4家电影频道分享11.5亿收入
■260部影片通过审查，其中不到一半能进入电影院
2005年11月11日，在三亚的金鸡百花电影节青年导演座谈会上，导演张杨指责负责《向日葵》国内发行的中影集团只投钱拍电影不管发行上映，他气愤地说：“投资人就像是影片的父母，父母怎么能生下孩子后就不管了呢？是不是因为这是国家的钱，有些人觉得票房不重要？”
当时，不少人以为张杨的怨气只是个例。
对张杨的愤怒，马俪文说自己完全可以理解。在张杨发怒前一天，马俪文导演的《我们俩》放映完毕，灯光亮起，她和该片演员们一起走上台去。马俪文环视四周，发出感慨：“我真高兴《我们俩》能够在这么好的电影院里放，电影院里坐了这么多观众。”
这是第14届金鸡百花电影节的开幕放映，也是《我们俩》迄今为止在国内仅有的一次公开放映。在三亚的放映，是在当地为迎接金鸡百花电影节而修的三亚明珠影城电影院里进行，由于门票免费，所以全场爆满。这次放映机会，原本属于向“电影百年”献礼的《定军山》，由于《定军山》后期制作尚未完成，才由《我们俩》顶上。
有了这3场放映，《我们俩》无法被归入2005年“拿到放映许可证，但未能公映”的影片名单。2005年，官方公布的中国电影产量是260部，平均下来，电影局艺术处每不到34小时就终审通过一部影片。接下来，从理论上讲，这些影片应该陆续现身于内地37条院线属下1200家电影院的2400块银幕上。实际情况是，只有不到一半的影片能够进入电影院。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260部影片里有一部分是直接为电影频道或者音像制品市场拍摄，电影院并非它们的目标；另一些则以宣传教育意义为重而非商业利益。不是所有电影都指望着从票房里收回制作成本，否则，在花钱拍了又不能进入影院的情况下，怎么仍有那么多电影制作者乐此不疲？
但我们还是会不时听到电影作者们为他们的作品抱怨：没有机会在银幕上与观众见面、没有得到足够的放映银幕数、没有被安排在影院黄金时段……
得大奖易，进影院难
张杨的第三部电影《向日葵》和马俪文的第二部电影《我们俩》都由中影集团投资，也都由中影集团属下的数字院线负责国内的发行工作。
“《向日葵》的投资比我以前几部电影大很多，因此我希望这部电影的推广力度比以前动作大一点，但没想到对电影的发行和宣传推广他们根本就不卖力，花的钱还不如以前的电影。”触发张杨怒气的，是《向日葵》与他的上一部作品《洗澡》遭遇到的不同待遇：《洗澡》投资300万，发行时准备了130个拷贝，宣传推广费用超过100万；《向日葵》投资1200万，宣传推广费只有50多万。
《向日葵》到目前为止只在几个大城市做了点映，没有铺到其他城市。张杨到现在也不知道《向日葵》是否还有机会在全国做第二轮放映，对此他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
在几个城市跑来跑去做宣传时，张杨发现，他的电影根本就没有进入黄金档，大部分电影院把《向日葵》安排在上午10点和下午2点，一天两场。这个时候，大部分人都在上班，想看电影的人下了班去电影院根本就看不到《向日葵》。
张杨的上一部电影《洗澡》，同样是讲述父子两代人之间的故事，上映时被安排的放映时间多数是下午4点到晚上9点之间黄金时段，最终票房达到了1800万。
张杨毕竟还享受过全国大规模放映，享受过票房成功，马俪文的影片却从没得到过大规模放映。
马俪文的上一部电影，也是她的处女作《世界上最疼爱我的那个人去了》，只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4个城市进行了小规模点映。作为投资人的代表，杨金生当时是中影集团的工作人员，负责电影融资，从中影集团、北京紫禁城等公司找来了200万人民币，让马俪文拍完了电影。
《世界上最疼爱我的那个人去了》拍完了就参加长春电影节，得了最佳导演等三项奖，紧接着又得了第十届大学生电影节最佳处女作奖和第九届华表奖优秀故事片等奖项。拿了一堆奖，杨金生开始琢磨发行的事情。他找到发行公司，才发现“市场没法做”。他们找院线代表看片，几十个代表在放映室黑鸦鸦坐了一片，结果看完片子只有几个人愿意在自家影院里放。受到这个打击，他们只准备了30个拷贝，然后静待合适的档期，避免和大片冲突。好不容易熬到了档期，杨金生跟投资商商量进行宣传推广，几家投资商一算账，觉得为一部投资只有200万的片子在几个城市的点映花钱做宣传，不值得。无奈之下，杨金生只得带着马俪文、斯琴高娃等演员开始跑宣传，在点映的城市做了观众见面会和新闻发布会，这就是全部的宣传。最终，点映的总票房不到100万。
《我们俩》在金鸡百花电影节上获得最佳导演和最佳女演员奖，但3个月过去了，马俪文和制片人中影华纳的总经理赵海城也不知道《我们俩》什么时候能够在国内上映。赵海城告诉记者，《我们俩》可能会安排在3月份上映，之所以没有安排在东京电影节和金鸡奖后上映，是因为《哈利·波特》、《如果·爱》、《无极》、《情癫大圣》等大片集中在那段时间上映，新年到春节期间又有《千里走单骑》、《夜宴》、《金刚》等大片上，还得等。
但与其他年轻导演比起来，张杨和马俪文的遭遇又算不了什么。伍仕贤导演的《独自等待》由夏雨、李冰冰主演，周润发还在片尾露了一小脸。借着伍仕贤前两部作品《车四十四》、《东二十二条》形成的口碑，他们本来对这部片子有不小的期待。《独自等待》于2005年9月9日开始“在内地各大院线上映”。当伍仕贤和演员夏雨兴冲冲地飞往重庆进行宣传时，却发现这部影片当晚已经从影院的放映安排中被撤销了。
2005年1月1日，刘浩导演的《好大一双羊》开始了宣传攻势，在北京市最热闹地区投放了400多块路牌广告。据《综艺》杂志报道，刘浩当时兴奋地说：“我当时接到朋友电话，在最繁华的国贸门口都有《好大一对羊》的广告，你很难想象为一部投资仅220万的影片做这样的宣传。”他甚至还专门到国贸的广告牌前留影。但宣传海报在北京街头贴了近一年，电影却始终没在电影院里出现。2005年10月，他的朋友们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各位：明天晚上7点45分，电影频道将播放我的片子《好大一对羊》，欢迎收看。刘浩。”
不怕亏本？影院里见！
2005年，中国导演协会秘书长郑洞天曾向媒体表示：中国电影产业的总收入在2004年达到了36亿元，但这一数据却让电影局局长童刚羞于出口，因为在这36亿人民币的总收入中，只有15亿元是电影票房收入。
2005年底，电影局公布的2005年中国电影数据，中国电影产业总收入达到48亿元，票房收入为20亿———绝对数字增长了三分之一，票房在总收入中所占比例原地踏步。
杨金生跟记者算了笔账：《世界上最疼爱我的那个人去了》获得华表奖奖金约85万，东南亚和港台的版权卖出几十万，音像版权卖出20万，央视电影频道50年的播映权卖出66万，加上国内票房，扣掉差旅费，投资200万的《世界上最疼爱我的那个人去了》收回成本，略有赢利。
杨金生认为：“没有一家投资人会花了钱拍电影，却不去做推广、发行，谁愿意往外白白丢钱呢？问题是这些完成的电影值不值得再花钱去做，究竟有没有市场，有没有回报？”
对于年轻导演拍摄的、小成本投资的艺术片来说，不进电影院，靠各种奖项的奖金和海外版权销售，往往还能收回成本甚至盈利，一旦加大投入去争取票房，亏本的可能性反而增大了。
赵海城说：“一部电影完成以后，能不能通过制片方、院线、影院渠道与观众见面，这需要很多前提。因为投资方做电影是商业行为，需要考虑成本和回报，每一步都需要考虑周全。”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电影发行公司负责人向记者表示，现在文艺片的电影市场不好，而且电影推广成本越来越高，开新闻发布会、全国差旅费和拷贝，都需要钱。“导演拍完了电影，站在他的角度上，希望电影能够在大范围内上映，但是我们要考虑的是根据电影的实际情况，从市场的角度出发，制定不同的宣传推广和发行方法。”他说，“可以说，现在很多国产电影是不合适做全国范围同时上映的，需要几十个拷贝，一个拷贝就是8000元，有些电影上映的票房连拷贝钱都收不回来。比如《大腕》和《手机》在香港上映，特别做了粤语版，做了30个拷贝，花了100多万做市场推广，发行上走票房分账，结果最后连宣传费和拷贝钱都没有收回来。”
进不了电影院，大量影片与国内观众见面的主要途径就是现有的7个电视台电影频道(央视、东方、西影、长影之外，珠江、潇湘、峨眉电影频道2005年底成立，对2005年电影产业格局影响不大)。
负责彭小莲作品《美丽上海》国内发行的众道公司老总杨俊，向记者介绍了他们与电影频道讨价还价的过程。
最初，众道公司与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联系，洽谈电视播映版权。按照常规，央视电影频道开出的价格是70万元人民币，购买影片全球50年的电视网络播出权、视频点播权和高清晰电视播出权，如果影片已经售出海外电视版权，或者超过了电影局颁发的电影许可通知令一年，还要分别减掉8万和5万元。
众道公司认为这个条件太苛刻了，甚至是霸道。他们想卖更高一些的价钱，但是央视电影频道对杨俊说：“不可能！”他们只在碰到张艺谋、陈凯歌等人的商业大片时才会加钱，不过也加不了多少，最终价格不会超过100万。
经过再三斟酌，众道公司把《美丽上海》的电视版权卖给了上海的东方电影频道。东方电影频道花50万人民币，购买到《美丽上海》10年的电视版权。虽然他们觉得这个价钱还是偏低，但总算比央视的条件要好一些，“起码，我们可以在国外和港台地区再卖一轮版权。”
在2005年20亿票房收入中，由于大部分采用的是电影院和片方分账的方式发行，只有约一半的收入能到电影院手里，37个院线的1200家电影院挤在一起争抢约10亿的收入。与此同时，4个电影频道却瓜分了11.5亿的电影频道收入。据电影局宣发处处长毛羽介绍，2005年，央视电影频道广告收入8亿，东方电影频道收入超过2亿，西影、长影电影频道的收入加起来约1.5亿。
电影频道以庞大的收视群为依托，省略了电影院发行所必需的成本，有时候反过来会影响电影院发行的效果。众道负责发行的电影《上学路上》卖给央视电影频道后，2005年6月在北京放映，票房达60万。到了8月，正当众道公司准备打入上海市场时，央视电影频道播放了这部影片。按照众道公司的计划，本准备与当地教育部门合作，细水长流地放映，但电视里播出后，地方教育部门的积极性一下子没有了。“他们说，电视里都播过了，所以不可能再组织学生去看《上学路上》了。上海的票房因此不到北京一半。”杨俊说。
谁在跟院线打架？
辛辛苦苦拍出了电影，进电影院，投资方可能会亏本；让观众在电视屏幕上看自己的作品，导演心里又有各种遗憾。出路何在？
出路之一似乎是拍大片。
张杨不无羡慕地谈起对《千里走单骑》发行工作的看法：《千里走单骑》同样是文艺片，但发行人张伟平在宣传推广上花的钱占电影制作成本的三分之一，宣传推广大，院线就重视，发行就做得好，良性循环，社会影响和票房也好。
另一条出路似乎是建立艺术院线。
张杨最近经常看小剧场戏剧，他发现北京和上海已经形成了一批固定观众，不管上什么戏，剧场都能坐满。而且每个戏的周期都在两周左右，在运作上和日本、美国、欧洲的艺术院线已经很相似了。“《洗澡》、《那山那人那狗》在日本的小电影院里播放，一放就是半年。我们能不能就开这样200多人的小艺术电影院，不断放艺术电影，慢慢培养这么一批固定的观众，然后一个一个城市推广，做成艺术院线？我相信在北京、上海、广州，一定有这样的空间存在。”
不管是大片模式还是艺术院线模式，面对现在的院线，似乎都困难重重。
即便像《无极》这样号称3.5亿巨制的影片，制片人为得到更好的支持，也必须亲自上阵，在一轮又一轮的酒桌上，与院线、影院的老板们公关。
1997年，陕西省电影公司首先走出了放开发行权的第一步。8年来，传统的计划式发行格局逐步解体，院线和影院有了越来越大的权力。实力雄厚的院线、影院，可以相当自主地安排影片的银幕数量和放映时段，依据当然是票房。中国现有37条院线，而美国只有6条大院线，所有院线加起来不到20条。但面对近年来纷纷冒出来的电影发行公司，这37家院线仍占据绝对发言权——目前全国持有国产电影发行执照的单位有2000家，平均1.2块屏幕就能摊上一个发行公司。如果手头没有院线，或者院线实力不强，即使是在旧格局中势力强大的中影公司，如今对电影院已经越来越难以施加影响。这个规律，在中国管用，在好莱坞也管用。2005年12月9日，斯皮尔伯格领衔的梦工场被拥有美国最大院线的派拉蒙公司收购。
“艺术院线”对于中国电影产业来说，也早不是新话题了。从电影发行放映体制改革开始之后，近10年的时间里，一直有各种声音在呼吁中国自己的艺术院线。2001年9月，在北京紫禁城三联影视发行公司的倡议下，北京、上海、武汉、南京、广州等地成立了A－G文化电影院线。A－G院线成立仅半年，由于票房惨淡，加盟的电影院纷纷退出，这次尝试被迫中止。
“8个影厅，演一部电影，这叫什么多厅影院？”郑洞天曾分析中国电影院线问题，他认为“我们所有影院经营的指导思想，还是在原始积累阶段，就是说赚一场算一场，赚一天算一天，我今天这个电影赔了，我就不演了，我明天说不定还能不能开张呢！”他认为“院线制”是比“原始积累”更高级的电影营销手段，当前出现“原始积累和院线制在打架”，原因就是“没有细分市场”。
郑洞天将国产电影市场分为三大类型：一种是重点推荐影片加美国卖座大片，这是我们的主流市场；二是国产娱乐片市场，就是冯小刚电影这一类的，加外国的小片，用买断方式引进的非分账影片，构成中型市场；第三种就是更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艺术类影片，加上一些著名导演作品和经典影片，这可能是最小市场。“你8个厅，4个厅去演第一种，两个厅演第二种，两个厅演第三种，逐步地重新排列组合，形成小而坚实的院线。我有一个厅我就不演大片，就不演卖座的，就是以细水长流的方式放映艺术类影片、民族文化影片，提供给高层次观众。”但在他看来，形成这种理想中的院线结构不是短时间内能办到的，“如果我们不理性，不真正研究这些问题，那么可能30年还达不到。”
在此之前怎么办？
马俪文的做法是，在拍电影的过程里，她还写了个20集的电视剧本，导了一部电视连续剧，用电视剧赚钱养活自己。“我知道我是靠拍电影赚不到什么钱的，我很早就明白这一点。”马俪文说。
喜欢
0
赠金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