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蒙得很晚，到初中二年级了还在看《小朋友》和《少年文艺》，听孙敬修老爷爷在广播里讲《西游记》。童心一直不泯。听来听去、看来看去，居然萌发了自己也要写的欲望，于是拿起笔来写了一个小话剧，名字叫《足球风波》。讲的是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发生在我们班的一件真事。剧本写完了十分的得意，自我欣赏了好几天，最后下定决心把它寄给了《少年文艺》杂志。那个时候，真盼着它能够发表。不料时间仅仅过去了一个月，我便收到了该杂志社寄来的退稿信。退稿信是铅印的，只在作者处添上了我的名字。哇呀，臊极了。寄的时候我没让任何人知道，退稿了就更不能张扬了。我悄悄地把剧本藏了起来，特别把退稿信夹到了日记本中。那个时候我想，它可能是一个台阶，这种退稿信多了，台阶也就搭出来了。谁敢说我将来会打不开杂志社的大门？

    嘿嘿，志气！聊发少年狂吧。

    不过更多的表现则是叛逆。还不到14岁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看到有的小青年戴着手表，羡慕得要死。可是那个年头，家里的工资收入加起来总共也就是120块，要供六口人生活。手表绝对是奢侈品，所以只有爸爸一个人戴着。有一天吃中午饭的时候，我斗胆提出了要求。爸爸说：你一个小孩要什么手表？不给！我也生气了：凭什么我就不能戴？！爸爸一气之下把自己的青摘下来往我面前一拍：你要，给你。我不戴了！我一看，事儿惹大了，站起身就走。不是到别的房间去，而是离家出走了。我这次叛逆，时间一共只有一天。一天没有吃饭，也没有回家。我想了好多，觉得自己的确有些过份，便在半夜十二点的时候回了家。爸爸妈妈看我回来，什么也没说。这件事给我的剌激很深。七年后，当我参加工作领到第一个月工资的时候，我买了两块表，一块给我的妈妈，一块给了我的姐姐。我自己依然没有手表，但是看了爸爸一眼，我自豪极了，心里想：哼，我这才叫男人呢！嘿嘿。

    在沈阳16中，我只念了一年半便面临升学考试，按现在的说法是“中考”。

    妈妈又放话了：考不上高中，你就回家种地去。妈妈从来也不过问我的学习状况，她很放手，对我们几个兄弟姐妹采取的是“无为而治”，只是关键时刻说几句关键性的话而已。我对妈妈的回答依然是：回就回，我乐意修理地球。结果，期末考试，我除了一门是4分，其余的全是五分。学校决定保送我升入高中。这个好消息，我一直封锁着没有对爸妈说。因为我对他们有意见，凭什么从大连调到沈阳来的时候，让我姐姐进入辽宁省实验中学插班，而让我进沈阳16中插班？太偏心了！现在我就不告诉你们，我有能力凭自己的努力升入重点中学！全校的同学们都知道我被保送的事，特崇拜。被保送了，当然就不用忙着复习了，学校便安排我作监考，代替老师盯着初二的小同学们进行期末考试。看着他们考，心里真是一种别样的滋味。那时我曾想：将来就当老师吧。

    学期结束，全都放假了。妈妈看我还没接到录取通知书便有点发毛，看我的眼神都有点不对了。我依旧沉得住气，就是能吃能玩，死活也不告诉他们。有一天，爸爸憋不住了，在饭桌上问我：你打算怎么办？我说：回老家种地去。他们就再也没有说什么。第二天，爸爸揪过我来，打了我屁股一巴掌：把通知书拿出来。我说：没有。爸爸说：什么没有？我今天问了你们校长，你保送了！妈妈这才乐出声来：包饺子！

    就这样，我保守的秘密被侦破了。真没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