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本《南京裆案》

    这是我写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剧本。

    我是通过南京国际委员会的视角写的。也就是说剧本中的主要角色全部是南京国际委员会的成员，中国人在这个剧本只是配角。这个国际委员会是1937年12月初成立的，当时日军正欲进攻南京。国际委员会派人到无锡去与日军进行谈判，要求设立避难区，日军不得进入。当时日军也答应了，并且在地图上划定了难民区的范围。然而，当着日军从中华门攻入南京，成千上万的南京居民涌进狭小的难民区后，无信的日军便不断地冲进难民区里抓人进行屠杀。在这个剧本中，我着重写了国际委员会的委员们在那个血与火的南京如何救助中国的妇女和儿童以及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的。将日军的屠杀，以连绵不绝的枪声和到处都是堆积如山的尸体来表现。角度一新，使得这个剧本看上去完全不象是中国的电影剧本。

    我接触这个题材很偶然。

    那时是1991年,时任电影局局长的藤进贤打电话来，要我进京去找他,说给我一个活干。我去了。他让我与电影局的王树舜联系。王树舜说你跟我走，咱们去见一个人。这样我们一起到了北京友谊宾馆，在那里我见到了世界著名的生物学家牛满江先生。他跟我说：想请你写一部表现南京大屠杀的本子。我说：南京电影制片厂已经拍了一部《屠城血证》了。他说，这场大屠杀是个写不完的题材。王树舜说：牛老就是来抓这件事的，同时他还要推动中国的民间索赔。我明白了他的意思和要求，便动身飞往南京。到达南京时正赶上华东18省市大水，整座城市被洪水包围。在南京的日子里，我寻觅到了每一个大屠杀发生的地点，并且到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去参观和凭吊。当时的纪念馆馆长听说我是牛满江介绍来的，便十分不屑地说：他算什么东西？中国政府已经放弃了战争赔款，他还在那儿组织什么民间赔偿，这不是给政府添乱吗？因此，而对我十分的不热情。我努力地跟他沟通，说我是国家电影局派来搜集创作素材的，希望得到他的帮助。我还递上了电影局为此而开出的介绍信。他看了一眼说：给你一本书去看吧,就这样把我给打发了。我只好自己从那消失的历史中去淘金。为此，我钻进了位于南京的国家第二裆案馆，钻进了位于北京的国家图书馆的馆库。因为我要写的是国际委员会的人，可是却采访不到他们及他们的家属，我只能从故纸堆中寻找他们的蛛丝马迹。

    当年9月，我交出了一份三万字的剧本提纲。王树舜和牛满江看了之后认为可以写成剧本了。于是我开笔创作。由于准备的充分，所以速度很快。剧本写完后再次交上去请他们审看。这时，我遇到了一个十分困惑的问题，即国际委员会里的主要领导是希特勒德国驻中国大使馆的官员。他为了保护避难区里的中国人，每天都把纳粹的袖标套在袖子上，还把第三帝国的旗帜升起在办公场所的房顶。如果真实的写，岂不是为德国法西斯张目吗？我的担心也终于成为有关部门审查这个剧本时的杀手锏。

    枪毙.

    以《南京裆案》为名字的剧本终于也成了“裆案”。我把剧本寄给了南京大屠杀展览馆，也许他们真的把它也当成了馆藏裆案吧？因为我在他们那里的展柜里也看到了《屠城血证》的剧本.

    后来，又有几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故事片问世,但都没有选取国际委员会这个角度。无论是吴子牛拍的《南京大屠杀》还是新近有人正在拍的《南京，南京》，都没有从这个角度出发叙事。从政治上审视这场屠杀，够多的了。我的剧本注视的是从人性上审视:侵入南京的日军何以泯灭了人性？国际委员会的委员们又何以张扬着人性？这些都应当是这个题材真正需要深挖的。也是这个题材的电影真正据有人文价值的要点。

    这个剧本我没有发表过,而且时至今日我也没有找到投资商。我只能将其归为暂时的失败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