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中国的小皇帝》 

    跟大导演于彦夫合作，一直是我的梦想。

    这个机会是由总编室的编辑张育慧送上门来的。张育慧是1964年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班毕业分配到长影来的。她比我晚几乎三个月进厂。到厂之后，总编室执行厂里的决定让新来的大学生到生活中去锻炼。我与她便被分配到了鞍山钢铁公司的马鞍山选矿厂。之所以去那里，是因为长影的老编剧、新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的创作者于敏先生要准备写鞍钢“四朵小红花”的剧本，厂里派我们去帮着他搜集创作素材。就这样，我与张育慧就认识了并且就此在一个单位共事了几十年。如果她没有抓《中国的小皇帝》这个题材，也就不会有我与于彦夫的合作。

    1987年的时候，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成为国策。然而“421家庭”带来的独生子女教育问题也日渐显现。所谓“421家庭”，就是四位老人（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二位父母、一个孩子。全家围绕着一个孩子团团转，独生子女成了全家的核心。因此也就带来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反映到孩子的性格成长上、道德成长上等诸方面都表现得让人担心。特别是那一年还发生了中日儿童素质大比拼的事件，更是推波助澜了这个担心往深层次发展。张育慧就抓了这样一个题材。应当说这个题材抓得非常好。有一天，张育慧说于彦夫邀我到他的家里去谈个事儿。我没有多想就去了。于导的夫人张圆热情的招待了我。她可是有名的全国22大名星之一。当年与于彦夫结婚的时候，还上了《人民日报》，不过标题是“长影导演于彦夫结婚大操大办”。我曾问过这件事，他笑了，说：扯蛋！一共花了不到200块钱！那不是五六年嘛，哪象现在呀？人们都纯洁得很呢，200就不得了了。我哈哈大笑。气氛很快便轻松下来。于彦夫这才亮出找我来的目的：请你参加到我们的创作中来。就这样，我成了他们这个创作组中的一员，与张育慧、于彦夫一起创作剧本《中国的小皇帝》。

    材料真是浩如烟海。

    有经验丰富的著名导演参加，我们这个剧本写得十分的顺利。几乎没有遇到任何困难。讨论完，我的这一稿也就写完了。于彦夫绕开总编室，直接把剧本送给了厂长苏云审查。厂务会议上通过得也非常顺利。当年，剧本投拍。于导的外孙女还在片子中扮演了一个角色。我为片子创作了一支插曲“我们都有一个幸福的家”。

    严格说来这不是一部儿童题材，而是一个严肃的社会问题的题材。那时，还没有“80后”这个慨念，但是“独生子女”带来的社会问题却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所以，这部片子还是有着相当的社会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