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绿色钱包》

     电影《绿色钱包》是一部犯罪题材的儿童电影剧本。

    当然，这个题材又是一个十分敏感和特殊的领域。在这部剧作之前，犯罪题材特别是儿童犯罪题材的电影，绝对是个题材禁区。在搞这个剧本之前就知道有危险，私下里我问过总编室主任老韦，他让我去问厂领导，我便问了苏云厂长。他说，你搞嘛，还没搞呢就怕啦，没出息！那个时候，他正在因为电影《苦恋》的事情顶着铺天盖地的批判压力呢！

    有他的强大支持，我当然敢有恃而无恐了：上！

    我的合作者刘厚明是个儿童文学作家。在五十年代曾与长影合作拍摄出了影片《祖国的花朵》，他是那部片子的编剧之一。那首传唱至今的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浆”就是这部片子的插曲。搞这个剧本，我首先就想到了他。想到他，也是因为他此时写出了一篇反映工读学校生活的短篇小说，名字就叫“绿色钱包”。刘厚明本身就是北京最早的一批工读学校的教师之一，刚开始搞工读教育时才18岁。后来，他成了儿童文学作家。在北京文联，汪爱珠热情地接待了我，帮我联系上了刘厚明。当时我即不客气地请他送我到北京朝阳工读学校去深入生活。之所以让他送我去，一来是因为他与该校的校长刘瑞丰和其他老师们很熟，二来是我怕，怕那帮小流氓收拾我。但是，为了写好这个剧本我一咬牙也就“豁出去了”。他笑了，答应得很爽快。

    事情完全出于我的所料，学校里的“小流氓”们文明极了，见到我又是行礼又是打招呼的。老校长刘瑞丰说：那是假相，真相在熄灯以后、起床之前、上课当中。果不其然，熄灯之前，学生宿舍里成了烟馆儿，不大点的孩儿子拿出了他们藏得十分严密的香烟，你一根我一根的喷云吐雾起来，放肆的议论着女人，值夜的老师一来，宿舍里就鸦雀无声了，闻着烟味了也找不着烟在哪里；早上起来到他们的宿舍去一看，满屋子是尿。他们懒到想撤尿了不去厕所站在床头就滋的程度，起床后由值日的拎一桶水冲；上课的时候没有一个听的，在下边用小刀割手臂刻字、打架、吃东西，一堂课下来讲的什么根本就不知道。就这样的环境，能教育好他们吗？老校长刘瑞丰说：能。

    他们真的能。我采访了学校的几位老师，他们当中有的人就是最早的一批工读学生。我还采访了现在的工读学生，他们当中就有在工读学校加入了共青团的，还有的成了北京市的三好学生。他们是用一种什么方式和理念开展工读教育的？这引起了我极大的好奇。于是，我开始了一个一个的采访。并且，我还交了好几个工读学生，与他们成了忘年交。

    深入生活结束后，我很快便写出了剧本初稿。刘厚明改的二稿，我最后定的三稿。前后也就三个月的时间。也许是题材太特殊了，也许是剧本一拿出来就比较成熟吧，厂务会议上讨论时这个剧本时竟然一致通过，没有提出什么意见。孙羽当时刚刚拍完我的剧本《花开花落》，急等着接下一部戏。他看了剧本之后却非常不满意，把我找到摄制组去进行修理。他说：你这个本子不如人家苏联的《教育诗》。我说：苏联的那个片子好，你拍它去呀。我这是中国的。跟你说，拍我这个本，我保证你能得奖！他说：你吹吧！不行，你得跟我们走，这个本子得一边拍一边改。我说：厂务会议都通过了，改什么改呀？你要不拍，还有别人拍呢！他说：你小子牛什么你！叫你跟组你就得跟组！我跟他是好得不得了的朋友，所以两个人说话都直来直去的，从来也不拐弯。这种友谊是从《金光大道》的几年合作中建立起来的，后来我们又一起搞了《花开花落》，所以根本不再乎谁的话说得是否剌激对方。跟着摄制组走，又有什么？没想到，剧组到了北京之后根本不是改剧本，而是让我带着演员去工读学校深入生活。

    刘瑞丰校长让学生会组织了盛大的检阅式欢迎了我们。

    剧本没有再改。这部片子拍得也十分的顺利。影片于1981年10月制作完成，审查时也出乎意料的顺利。然而在当年的吉林省电影家协会举办的“小百花”评选中电影《绿色钱包》却什么奖也没有捞到。这让我挺没面子的，不知道怎么向孙羽交待，牛皮吹得太响了呀。正在这时，文化部电影局给厂里来了电话，说长影上报的参加“文化部优秀影片奖”评奖的候选影片“都不行”，让长影重报。厂里当时就懵了，说报上去的是评上“小百花奖”的，也是当年长影“最好的片子”，如果这都不行的话，哪部行？电影局来电说：我们认为《药》和《绿色钱包》行，能够与其他厂的片子争一争。厂里只好重新做材料，将这两部报上去参加评选。这两部片子都是我的剧本。最后，文化部将《绿色钱包》评为1981年度的“优秀儿童影片”。这个奖项即现在的“华表奖”的前身。消息传来，厂里炸了庙。某些人愤愤不平，怎么这部片子得了“政府奖”，我们评的“小百花”却没得上？原本只要有影片得奖厂里就要举行的庆功会和满厂悬挂的横幅庆贺标语，也悄无声息了。后来，厂里组团到北京去参加颂奖大会及同时进行的创作会议，也没有让我参加。好像是我给厂里惹了多大的麻烦似的。

    我并没把这当回事。

    可是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的某位德高望重的领导却当成了个事。据说她四处上告，说怎么把“优秀儿童片”的奖给了写坏孩子的《绿色钱包》了？我们厂拍的积极向上的儿童片为什么就得不上奖？也据说当时文化部的回答是：因为这部影片在题材开拓上闯开了禁区。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贡献。：）这部影片的插曲“春雨蒙蒙地下”是乔老爷乔羽先生作的词，吴大明先生作的曲。这首歌曲后来被选进了小学音乐教材里，并传唱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