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研究生的时候，我有将近一年的时间住在朗润园的一间出租屋里。隔壁住的就是季先生。

那时候的季老，还没有像被国宝一样对待，行动尚比较自由。

风和日丽的下午，我常常能看到季先生拄着根拐杖站在门口，或者就在门口附近来回走走。

有一次，我甚至看到先生在博雅塔前未名湖边的联椅上坐着，眯着他的一双缝眼，微笑着看着走过来走过去的男男女女们。老人家平和、平常。从北边过来的，有认出老人家的，远远地下了自行车，或者慢慢推着车从老人身前过去。从南边过来的，有几位就直接改道从斯诺墓下花神庙前往西边走了。当大家都这样小心翼翼惟恐惊动先生的时候，先生可能也觉得妨碍了大家，于是，站起身，慢慢又走回朗润园了。

先生早年在济南读的高中，好象是叫正谊中学，就在大明湖边上，他说是在一片烂藕池边。因此，当听说我是从济南来的时候，先生感觉很亲切，一直管我叫“小老乡”。

渐渐地与先生熟了，话也自然多了起来。

老人家甚至还让我抽空去看看住在蓝旗营的张岱老。我自然去了，并且看过不止一次。那时候，因为刚刚从小地方走出来，没有见过什么世面，所以，还有一个名人情结。

说心里话，解放前的前辈学人中，学校内外，那一个阶段，我见过的有很多。

当然，大多都是在校内的一些学术场合见到的。听着带劲儿，觉得投缘，就在会议或者论坛结束的时候走上前去，跟他们聊几句，要个联系方式，方便了，就联系一下，约个时间就见面了。无论是校内校外的的先生，当他们听说你对学问有兴趣，要向他请教某一方面问题的时候，或者仅仅就是想再次见见他们的时候，我几乎没有被拒绝过。

但最投缘的还是张岱老和季老。这两位先生对我的影响也最深。两位先生都没有架子，也不讲排场，谦和、随意、平淡，又有智慧，就是我心目中学者的理想的样子。

他们的穿衣打扮，朴素极了。季先生还好一点，因为经常出镜，衣衫还算整齐。而岱老常穿的那身中山装的扣子，要么扣错了，要么就掉了一两个。我承认，在这一点上，我是两位先生的很好的传人。

季先生喜欢说，话多一点。

说到高兴处，自己往往先呵呵笑起来。那笑声不大，但很有感染力。

岱老，性近于讷，很少说话，需要我诱导着先生说。岱老的老伴，让兰先生，也不大喜欢说话。她性格上和岱老、季老一样朴实。

当和先生比较熟了的时候，我问先生：“何以不常到湖边走走？”

先生用我的家乡话回答我：“不方便。”

我一直很奇怪，少小离家，治语言学，在德国呆了十年，又几乎在北京待了一辈子的先生，何以一直到老都乡音未改。有一次问先生，先生说：“我这样说，不是很好吗？东西南北的人，都听的懂，为什么一定要说普通话呢？”

我说普通话好听，先生说山东话有特点。我说过去的读书人，读古文的时候，也用各地的方言读吗？先生说，那才够味。说着说着，先生就用他的山东临清话背几句岳阳楼记或者醉翁亭记。

先生喜欢吟诵这些古文。

先生每次当着我的面吟诵的时候，我每每都能听得进去，而听得进去，就会有面部表情的变化。老人家发现了，问我：“能背吗？”我说：“当然。”

“我背的你都能背吗？”先生挑衅的样子很顽皮。

“我听过的您背的那些我都能背。”我学着他的语气。

老人家来了兴致：“背给我听听。用你的济南章丘话。”

我于是背给先生听。

先生很享受。

先生的脑海里，一定浮动起了他少年时代大明湖畔烂藕池边上的那些青葱岁月。

有一天下午，我正宅在屋子里埋头做我的论文的时候，听到外面以物击打屋墙的声音。出门看时，居然是季先生。

先生对我说：“刚才问房东，知道你在家里。所以叫你。好几天没见你了，你忙什么呢？”

我愁眉苦脸状问先生：“做学问可有捷径？”

先生以杖杵地，说：“想不到我聪明的小老乡居然问这么傻的问题。傻问题。”

我继续愁眉苦脸状，说先生救我，我的论文实在是憋不出来了。

老人家呵呵笑了：“论文岂是憋出来的？”

“那是怎么出来的？”我一脸狐疑。

先生笑了，是坏坏的那种笑：

“呵呵呵呵呵，水喝多了，尿自然就有了。哈哈哈哈哈”

老人家开心的样子，宛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