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南方日报让我写的一篇命题作文.昨天正忙着,就抽了一个小时写了这个东东,觉得写得有点糙.算是记者节里的一点自娱自乐吧

 

                        当我面临困境时的职业态度
                                      南方周末记者傅剑锋
    “态度决定方法，态度决定一切”，一位南方报人的话，在这几年的职业生涯里一直使我受益匪浅。这种“态度”，常常使我在接近绝望时熬过难关，在面临恐慌时释然对待。
    这种态度就是职业态度，就是新闻专业主义的态度。
    作为一名调查记者，最常见的遭遇是被拒绝和无路可走，最深的感受是孤独与焦虑。在面临拒绝和无路可走时，我渐渐学会了耐心、伺机而动，我常常是这样鼓励自已的，别放弃，或许再走两步就有出路，或许再一锄头就能挖到金子。一个调查记者就应像一个优秀的猎手一样，他应该有很好的忍耐力，和在瞬间抓捕机会的能力。
    显然这不是一种消极的忍耐，在这一过程中第一要务是不断地找知情人，以职业的方式说动知情人，被一次次地拒绝是正常的，但只要打开思路，常常会出乎意料地找到一些知情人。第二是，在涉及到一些利益冲突激烈，或者某一方的权势足以影响调查的进程与报道的刊发时，从外围向核心包抄是最常用的调查手法，如果在外围包抄过程中已找到了足够多的知情人，掌握了足够的核心材料，那么或者可以让权势方无话可说，或者是雷霆一击根本不让其有阻止采写的机会。第三是要用运一切可以获取相关信息的合法渠道，例如我在调查某高官家产时，曾到工商局通过公民身份证查询，查到了其家庭成员的公司，然后环环相扣，把散落在各处的公开信息进行了有机的整合，发现了内幕与真相。例如今年我在调查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的贪案时，一时找不到他的文集，忽然想到，他曾向一些学校与公务员强制摊派过他写的书，现在他倒台了，他的烂书极有可能会被卖到旧书摊。找到郴州一些旧书摊，果然如愿以偿。
    如此等等的方法，我觉得只不过是“术”层面上的东西，关键还是“道”的层面——即一个职业记者的职业态度、对揭示真相不休不止的勇气、努力、韧劲。就我个人的感觉，有了这些，方法与机变总是会随着调查的需要生出来的。
    在一个调查好不容易怀胎出生后，进一步碰到的常常是让记者与编辑、乃至总编辑心惊的法律风险与政治风险。所以我认为，一个好的调查记者，应懂得以专业主义的操作方式来保护自已，以合适的谋略来化解风险，有大谋方有大勇。
    曾有学者与我讨论时认为，在目前中国的新闻环境中，提新闻专业主义的操作方式很不现实。我则反驳他，不是不现实，而是你是否遵守了职业规范，常常会成为你规避风险的重要保障。例如，职业的态度要求我们对一个重要信息须多方求证，除非情不得已不采用单方信源，这可以增强调查的真实性；职业的态度要求我们须保持客观与平衡，遵守程序正义，让各方有表达观点的平台，即使其中一方不愿出来说话，也要通过其他有利于他的信息保持一定的平衡，让被批评方也更接受报道事实；职业的态度要求我们对一些可能会引起争议与冲突的信息，须要有说服力的物证、书证或人证，调查证据的方式必须要合法，否则可能会被有权势的一方揪住尾巴致于死地。例如前面所述的，我对该官员家产的调查，因为核心信息来自于工商局公开合法的注册资料与档案，使各方无话可说，最大限度地为自已以及供职媒体预防了风险。
    另外，适当的事前谋略在化解风险中也极为重要。当我碰到一些可能会带来法律风险与政治风险的调查时，我常常要给自已增大调查量。报道出来的可能是三分，我实际掌握的材料可能有七分。这七分就是“君子跃跃欲试引而不发”，如果一些无理的主找上门来，当他们看到我还掌握了他们的七分时，他也就知难而退了。
    总结起来的，面对那些艰难而充满政治风险的调查报道，我会时时提醒自已，你已经尽力了吗，你已经找了你应该找到的所有人吗，你的行为有否触犯了法律底线与伦理底线，你的行为会造成多大的报道风险。同时，我又会提醒自已，我得为公共利益获取最大可能的真相。然后，我会小心翼翼地在两者之间权衡利弊，找到平衡。
    以上是我对职业生涯的一点思考与自我要求，在实际工作中做得还有甚多不足之处，愿同行诸君与读者诸君多多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