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调查记者的护身符
                                     傅剑锋
    记者是刀锋上的舞者，中国的记者，尤其是调查记者，更是刀锋上危险的舞者。在调查记者圈内，甚至有这样比较极端的说法：在目前的中国，如果想做一个职业调查记者，基本没什么好下场。
    这种说法虽然极端却也有着偏激的深刻。因为现在的调查记者从业环境，一方面到处布满着利益的陷阱、暴力的威胁和政治的暗礁，一个调查记者稍有不慎就可能会踏入利益或政治的雷线。另一方面，现在缺乏一部规范和保护传媒业的新闻法，在缺少对媒体话语暴力的应有防治的同时，更缺乏对记者权利受损时的司法救济。这使得国内一些顶尖的调查记者常常卷入到各种诉讼漩涡并遭灾各种不应有的打击，身心疲惫甚至难以自保。
    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是王克勤，这个出色的调查记者因为几年前调查兰州证券黑市而遭受黑社会威胁与追杀。无奈之下出走兰州调入北京的中国经济时报，后又因为调查北京出租车生态而弄得家徒四壁，在2004年11月前后，甚至在业界传出他连手机费都缴不起的困境。而中国青年报的知名记者卢跃刚也因为调查报道触犯地方权贵而常年官司缠身、身心疲惫不堪。南方的报业圈中也一样存在这种情况，所谓“为新闻而来，为新闻而去”成了不少出色的调查记者漂泊而沧桑的写照。
    然而调查记者对大多数有着从业理想的记者们来说都是一个不可抵挡的诱惑。因为调查记者所做的东西不是琐碎的，是整体性的，是给你时间可以深层次观察一个事件以及事件背后的东西的。可以追求的不只是事件表层，而是事件的核心和原因的核心。一个调查记者可以赢得的荣誉和职业成就感，一般远远高于其它类别的记者。  
    正因为这样，“什么是调查记者的护身符”在现有的媒体生态和社会生态中显得富有讨论价值。对此我也想为这个问题提供一些我微薄的意见与感悟。
    我认为我在今年十月做的广东吉龙村乡村政治生态调查，非常集中地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些解答的角度，我当时所遭遇到也正是那些有类比意义的陷阱。
                             （一）职业道德是第一重“附身符”
    这个事件使我意识到的是，调查记者最重要的“护身符”是职业道德。事后回顾时发现，我在一开始接触这个题材时陷阱就设好了，剩下的事就是等着看我会不会自已跳进去，而“职业道德”的操守使我心存清明，规避了风险。
    我最早是通过一封电子邮件对吉龙村乡村政治发生兴趣的。这封电子邮件就是由报道中的主角之一彭文星发来的，他在信件中陈述，他是一个上届的全国人大代表，因为敢于直言遭受了当地某些官员的打击，而且还遭到了受这些官员操控的村里的反对派系的排挤，更有意思的是，他通过行政诉讼使纵容没有依法选举村委会的镇政府和县民政局败诉，并且他在邮件中提供了大量有法律效力的证据，使人不得不信服。这个报料显然有非常好的调查价值，一个敢于直言全国人大代表，一个在复杂的乡村政治生态中用法律方式维护正常选举和治理的人大代表，这显然是一个反映乡村民主进程和政治生态的上好题材。看完材料，我就想起那本著名的描述乡村社会的《黄河边上的中国》，这会不会是也同样有意思的一个缩影呢？
    来到汕尾市陆河县吉龙村后，彭文星，这个看起来精明而又有见解的前村委主任、前全国人大代，热情地接待了我。他涛涛不绝地讲述了他当一把手时吉龙村的辉煌，他也讲起了他如何遭受打击报复，如何与不依法选举产生的村委会作斗争的故事。他在陈述时，还不断地拿出各种证据加以佐证，让人不得不信。来到他家后，到家来串门的一些村民，也佐证了彭文星的说法。
    这些调查的情况基本符合我对这个题材一开始的价值判断，我当时设想，按照采访原则中必须调查对立方与中立方的原则，再采访彭文星的一些反对派和地方政府，调查大致就完成了。但令我生疑的事情也一件件地出现了，首先是彭文星家的房子为什么造的超出一般地好，他的回答是他自已做干部时确实赚不了多少钱，是能干的子女们寄钱回家的。其次是，我向他要求提供反对派的联系方式时，他支支吾吾说不知道，后来又说反对派是村里的黑势力，如果他们知道记者来调查他们，极有可能群起围攻。但我当时非常清楚，采访双方，这但是一种调查手段，更是职业操守的基本要求，如果不采访的反对方，就不能成稿，所以，既使反对方会攻击我，我也必须迎险而上。并且，从常识的角度分析，反对方并没有必要攻击我，他们一旦攻击一个来聆听他们意见的记者，只会使他们自陷于不利的境地。所以，我下定主意要接触反对方。这个时候，我明显地发现彭文星有些紧张。在我临走时，他塞给我一千元钱，说这只是一点路费和心意，不管我如何拒绝他都要我收下。
    我意识到，只要我拿了钱，不管最后的调查结果是否会有利于彭文星，都会影响报道的公正性，都会搅乱我内心的清明与平静。所以，我在趁他家上洗手间的机会，把钱放在他家洗手间内，并写了一张言辞委婉恳切而纸条作解释。
    接触彭文星的反对者彭德模等人后，发现他们并不是彭文星所说的是那类蛮不讲理的人。相反，他们也非常愿意记者能倾听他们的陈述。但他们也有明显的不信任，因为他们认为我是彭文星请来的人，并且，他们明白地问我，彭文星向你出了多少钱，我们愿意开出比彭文星更高的价，我一口就拒绝了他们，我说我是来调查事实的，我不是来拿钱的。后来，我发现，他们会想到这样做，是有原因的。因为这个村问题严重，在我之前，已经来过不少其它媒体的记者，他们要么是在了解情况后觉得问题太复杂不愿被卷入其中而作罢，要么借此向双方狮子大张口，谁给的钱就给谁说话。
    反对派的说法使我发现，彭文星说的虽然不少是事实，但只说了有利于他的事实，反对派拿出了他有经济问题的审局计局报告和县经委立案通知书。我心里一惊，彭文星向我们提供报料，看来远远不是申诉个人不平那么简单，而极有可能是想借媒体之力，通过误导舆论扳回目前的不利局势。但是，每一个利害方的陈述都不可能是完整和真实的，他们总会自觉不自觉地为自身利益提供只有利于自已的事实甚至编造事实。
    所以，向普通村民，这个第三方群体调查是最能印证双方说法，还原事实真相的。于是，我根据已经掌握的吉龙村自然村权力分布，和双方血缘关系的亲疏分布，准备对各个自然村落进行抽样暗访调查。
    当时，我向双方说，我要回去了，实际上，我悄悄折回村里，前前后后抽样调查了近百村民做了满满一本采访本，终于对基本事实有了清楚地认识，彭文星是个能力很强的干部，但因为长期权力不受制约，使村政出现了不少问题，并且自身出现了经济问题。他所说的村委会不依法选举是事实，但却和他的干扰直接相关，并且，这一届完全民选的村委会确实为选民做了不少实事，根本不是彭文星所说的那样无法无天。
    接着采访当地镇干部和县干部后，这个调查得到了更为明确的印证与补充。报道出来后，彭文星大出意料，他不但没有达到他的目的，还一下子被揭出了老底，此后，他就不停地打电话来向我谩骂，并且，我的电话开始接连不断地收到来自陆河一带的匿名威胁电话。还想当然地在当地散布传言，说我一定是拿了对方的钱才做不利于他对报道。而且，他还写信到南方都市报的公共事务部投诉我。但我很清楚，我站在了一个公正而客观的立场上，我并不怕这些无理的攻击。回顾整个过程时，我如果因为一念之差在一开始时拿了彭的钱，我就可能会被蒙蔽，会一步走错步步错。事实上，只要我拿了任何一方的钱，都可能看不清真相，都可能被卷入乡村政治的漩涡而不可脱身。
    所以，不管是这一次，还是以前所有的采访，只要采访对象向我伸出利益的橄榄枝，我反而会更加绷紧警惕的神经，因为在调查经验表明，任何与利益相伴的，就是陷阱和一个记者的职业生命代价。唯有拒绝诱惑，才能理智清明目光明澈，意志坚强心态和乐，才能不偏不倚落笔理性，才可能做一个明智、快乐又磊落的调查记者。
    也正因为如此，职业道德在我看来，其功能不只是利他的，不只是对行为的约束，它也是利已的，也是我们安全从业并赢得社会尊重的保证。
                               （二）技术素养是第二重护身符
    “职业道德”总不可能是独立存在的，它是和技术素养共同成为一个记者的护身符的。
    在吉龙村调查的过程中，我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双方利害关系，以及双方与地方政府关系的复杂性。如果我纠缠在这些复杂关系中，即使能查清事实，报道本身也是没有普遍意义的，并且，可能引起不只是彭文星的反弹，还会引起地方政府的阻止与反弹。所以，选择一个具有普遍意义又能使地方政府接受的角度，是整个调查能成功进行下去的条件之一，也是调查的意义所在。
    这实际上就涉及到一个记者用什么尺度观察一个社会事件的方法论问题。一个优秀的调查记者，他调查的常常不只是事实本身，即微观上对这个事件的描述与剖析，他总是还力度去调查这个事件在什么样的时空尺度下处于什么位置，是什么宏观性的东西使这个事件发生在了这个时空位置上，从而来立体地揭示出这个事件甚至是这类事件发展的规律、趋势以及意义等更有普遍价值的东西。
    我在调查吉龙村政治生态时，也充分运用了这一方法论。吉龙村利害双方以及与地方产生的主要矛盾是产生于广东省在1999年进行农村自治改革之后，实际上这种矛盾是因为自治权下放到农村，民主运作初落乡土引起的，这种矛盾在广东甚至中国的农村民主治理改革中是有典型性的，也是在改革中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是值得善意与宽容对待的问题。这样的判断，使我在具体的纠葛中跳了出来更真实地把握住了这个事件的位置与趋势。并且，这样一个角度，不管是对利害双方，还是地方政府，也是最容易接受、最为善意与客观的。而这自然也使我在报道双方纠纷的时候尽可能地规避了法律上与政治上的风险。
    调查的深入过程中，我发现这个矫正过来的技术角度是正确的，地方官员也因为我的采访立意与善意超乎坦然地接受我的采访并提供我需要的各项证据。因为他们发现，原来发生在他们治下的这桩麻烦事其实并不是一桩丑事，而是一桩值得研究、有正面意义的改革事件。
    报道出来后，地方政府把这篇文章拿到了县、镇、村三级会议上进行讨论与肯定，彭文星对我造谣中伤也因此显得更为荒唐可笑。这个善意、中立而有建设性的调查角度，也在吉龙一带的农村里引起了轰动与推崇。吉龙村党员与村民代表共近百人联名向报社写了致谢信。
    除了技术素养，我认为中国各种传统的生存智慧在现在这种比较复杂的媒体生存环境中也是有用的。例如在吉龙村这个报道中，我就遵循了“不说过头话，不做过头事”的老话。在调查完吉龙村政治生态后，我已经预计到彭文星可能会在报道出来后来缠纠我，所以，我虽然掌握了他的一些更为严重的经济问题、纪律问题，但没能完全在报道中体现出来，原因之一这超出来媒体报道和这次调查目的，原因之二是为了在他如果敢和我无理取闹，我就向他亮这个底。事后向他亮了底，他的行为就收敛了不少。所谓“话只说七分”就在这里体现出了生存智慧。这种生存智慧我也用运在其它有揭露性质的调查报道中，为自我保护提供一点微薄的依据。